法兰西浪漫史 品位与堕落

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海明威 “对法国特性的全面解读。” ——美国《时代周刊》 “再现了我们这代人的辉煌的重要历史著作。” ——英国BBC《听众》杂志 “近四十年来史书中出色的一部。”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 “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之作，可比肩史学巨匠吉朋、布克哈特。” ——《瑞典日报》

本书从全新角度解读法国的“生活之乐”，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和品鉴法国的绘画、小说、电影、时尚，以及法餐和法国红酒的精致、法国出版业的风潮、法国歌唱家的善喻和充沛情感、法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高度热情、法国式开心一笑的独特韵味，还有隐于法国人平静外表之下的矛盾与疑虑。系统展现出法国人的品味之源、法国的出版业、法国人的读书品味、电影、迷信、法国哲学家与古典精神、时尚观（包括家具、服饰、绘画、音乐）、报业、科学界、幸福观及幽默感、娱乐、漫画、饮食等涉及法国人生活和思想方方面面，为我们深入了解法国的社会、历史、人文及其思想溯源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素材。

“当代巴尔扎克”西奥多·泽尔丁： 《星期日独立报》：21世纪对人类未来影响力优选的40位思想家之一 《时代周刊》：世界上最权威的法国专家 《今日管理》；英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 《快公司》：国际思想领导者 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17岁时毕业于伦敦大学，之后在牛津大学攻读近代史，协助建立了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奥学院并在该学院担任了13年院长，现为该学院荣誉研究员、牛津大学外籍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和欧洲学院知名史学家，任Oxford Muse 基金会主席。 泽尔丁对法国近代史素有研究，他是一名出色的学者、有才情的作家，因其观察入微的写作本领和细致诙谐的笔触，被誉为“当代巴尔扎克”。其著作主要关注人类个体以及人类在各方面的情感，代表作有《情感的历史》《法国人》。在每一本著作中，泽尔丁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如今的人类能够做到哪些数世纪之前的先民所不能之事。

1.品位的高低
2.共性与迷信
3.时尚与美
4.报纸与腐败
5.科学与舒适
6.幸福和幽默
7.饮食
注释
延伸阅读

     埃米尔·莱特在词典中如是定义“品位”：“品位是一种本能，它先于思考而产生。人人都有品位，但人各有异。”这不禁令人生出些许困惑。首先是对个体独立性的疑问。传统的道德家们认为，人是有权力进行选择的，如选择善恶与美丑，而不受外力所控。进入20世纪，人作为个体的处境越发艰难。一方面，人深信自己拥有了个人权利，这是大革命带来的胜利果实，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时，善与恶不再能够一锤定音，不再那么容易被辨别，事事都需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人确信社会与经济的力量强于自身，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从属于某一利益阶层，民主会湮没个体，直至个体与他人趋同。历史学家总是局限在纯意识形态领域争论这些问题，而不屑于考量这些意识所产生的现实土壤。那么，人是否真的变得日益趋同，社会是否还有个体发挥的空间呢？凡此种种，均需探究。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历史能够或应该说明多少问题。传记的风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含蓄地表明：个体具有超越一切类群的独特性，个体能够对重大事件产生一定影响。而历史学家们已经逐渐脱离这种方式，去更多地追溯事件的各种成因、各方影响、错综势力及重重危机。当然，我们如果站在足够远的距离审视历史会发现，所有人物都是融于历史大格局之中的。这也就给了读者两套说辞，它们彼此间既不关联，也不统一。由于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所以从个人的角度铺陈往往难以展现历史全貌。而在各种决定性因素共同作用后，个人行为又往往会显得古怪、随意、游离动荡。这就好像历史的一面是分子的世界，里面的许多原子是有序结合的；另一面是电子的世界，处处驳杂混乱。历史无法记录每个人的历程，只能对无可辩驳的史实加以概述。不过，我们依然能够通过历史，尽可能详细地研究其存在于规律与不规律、共性与特性之间的关系。 品位亦是如此，如雾里看花，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品位既主张个性，又接受标准。莱特认为，大众品位的表象是本能和非理性，它仿佛“原始人”遭受来自头顶上方的压力时立马做出的反应。品位同爱与焦虑一样，都是实施破坏的扳手，使社会这台机器无法正常运转，而人们自己也深知，这些毁坏社会的扳手正是社会自己造出来的。文艺品位只是品位的一种，因其最容易表达，所以成为很有价值的出发点。不过，除了偏见、兴趣和娱乐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将文艺品位置于大的背景下才能领会其含义。 历史就像大浪淘沙，淘得只剩下岁月的残渣。首先淘得的是书籍和手稿。歌德说：“所言所行，只写下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也仅剩其中更小的一部分还有人记得。”因此，所谓文学，只是“沧海一粟”。这一时期有30位作家可被视为“一级重要”作家：他们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人们对其作品也做过细致的研究。另有几百位被视为“重要作家”，我们对他们的研究也多少有了一些。这样便造就了作家中的“统治阶级”，就像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王和议会，除他们之外的其他绝大多数作家均默默无闻。人们评判他们的标准是文学化的，即通过“品位”来评判。但是，作家到底是如何成名的？名望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失去的？哪些作家当时拥有的读者最多？文学潮流是如何变换的？作家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作品发行量的增长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影响？评论家们是怎样引导舆论的？只有为诸如此类的问题找到答案之后，我们才能充分解读历史。然而，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当时的图书出版和销售还处于初期，写出公众对于非政治事件的议论、偏见和公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历程也很有难度。如果坚持认为文学能“反映”社会，以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从文学中找到，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文学不仅美丽、有趣味、能够彰显人性，而且是呈现历史的很好方式。一位当代的文学专业的学生曾说：“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它表达出一个时期的社会情感，并分析、评价了这些情感。这就好像地震仪，记录并放大了所有引起社会不安的震动——舆论的风向、情绪的波动、模糊的渴望、不满及渺茫的希望。”事实上，一些小说家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的观感的确比历史学家们记载的更丰富、更深入，但其真实性却比不上历史作品。以前，历史学家们一直避开小说家喜欢围绕的个人话题，文学自然就成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来源，它深度激发了大众的行为动机、理想、品位和担忧。然而，我们衡量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时，也需要对比同时期的其他文献资料。作者写作时不可避免地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表达观点，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常会在作品中借助某一特定历史人物，来表达其对当时社会的观感，以及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解读。对于作者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宜过快下结论。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用纯文学术语是无法阐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前仆后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时代的所有人都要被贴上同样的标签。小说家们所鼓吹的为时代发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只发出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