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是 大屠杀下浴血成长

1940年，纳粹入侵荷兰。1943年，希尔德·雅各布斯塔尔18岁，父母被捕后，她逃亡到比利时，白天藏身，晚上与抵抗军通力合作。1944年，她被美军解救。1945年4月，她志愿加入英国红十字会，前往刚于一周前解放的伯根－贝尔森救济站。 集中营天翻地覆的恐怖和破坏令她震惊而悲恸，但她仍然在那里驻守了两年，协助浩大的战后重建工程。贝尔森的年轻人在寻找新生活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彼此．悲伤与振奋并蒂而生。希尔德先后认识了英国战争罪委员会的汉斯·亚历山大（最近出版的《汉斯与鲁道夫》的主人公），和一名叫麦克斯·哥德伯格的瑞士医生…… 作者终其一生追忆和反思，又将十年心血付诸研究．最终孕育出《乡关何处是》这一结晶。丽塔·哥德伯格把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辅以真实的历史．使之更为丰满详实。在与母亲的对话中，她不放过生活中任何一处微小的细节，并将之化为细腻的笔墨。丽塔探寻的不仅是母亲的经历，也思量了自己的人生。

周琳琳，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翻译硕士专业．获一等荣誉学位。曾从事英语、日语相关的口、笔译和教学工作多年，出版译著有《海明威传：八分之一的冰山》。山东省翻译协会会员，前新航道雅思教9币，路透社新闻译者。现任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主编．负责多档新闻类节目。

致谢
对内文的说明
美国·序章：母亲和女儿
阿姆斯特丹：1943年7月，黎明
第一章 柏林
第二章 柏林和阿姆斯特丹
第三章 母亲的成年
第四章 入侵，阿姆斯特丹1940
第五章 在阿登，1943
第六章 伯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4月
第七章 流亡者，伯根-贝尔森
第八章 情书：穿梭于阿姆斯特丹和巴塞尔
第九章 再战，以色列1948
第十章 美国人在德国，1971
后记
跋
注释
译后记

     美国·序章：母亲和女儿 医院空地中间的那块草地本应被精心打理，现在人们却任由它荒芜．大家还给它取了个亲切的名字——“草甸”。草甸两边毗连着五间坚固的砖房，一边两间，另一边三间。房子约建成于30年前，门廊采用格鲁吉亚式的白色圆柱，窗户像侧翼一样在两侧排开。冬夏两季，只看得到一条不太笔直的小径从“草甸”中穿过，连接着这一头和那一头的屋群。春天，草还没茂盛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头浓密的头发中间，莫名其妙地岔开了一道缝儿。随着夏日行进，原本清晰的路径逐渐隐秘在草浪丛中，退化成一条若有若无的折痕，直至接近消失。待到冬天，小径再次从雪泥中浮现出来。 我记得自己卧在散发着清甜的青草窝中，仰望着夏日的云彩．耳边萦绕小生物们热闹的啁鸣声。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德岛州精神病院的景象，父亲在那里时任医生。9岁之前，我在那儿居住了五年，后来我们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对长长的草丛中的小女孩有强烈的认同，以至后来的所有经历，都可以用她逃离外部世界的习惯来解释。在虫声嗡鸣而更显静谧的草丛中舒展自我，使我安慰；暗自观察，悄然思考．使我安慰，而今我想弄明白的是，这份安慰是否并不来自草丛．或是外界，而是来自我生命的深处——一处我在成人多年之后，仍然不敢面对的地方。关于逃避，我写了篇速记——《躲进长草丛》。几十年后，我仍然思考着那块隐秘的角落究竟有何吸引力。在那方天地里，我得以秘密地观察，收获独处时的蜕变，这些体验似乎赋予我平凡的童年以非凡的分量。长草丛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安全感的避风港所在，事实上代表着一种逃避，问题是：用来逃避什么呢？ 有时我想，这种逃避情结源自记忆的长河，甚至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小小的我躺在草坪上，阳光之上阴影笼罩。但这份记忆并非我个人的记忆，毕竟在那个年纪，我自身的记忆才刚有雏形。这份记忆可以说来自我的母亲，我的家庭，甚至是犹太民族这个集体。我的父亲是位精神病学家，一个了解回忆的大师，但他将更多时间花在分析，而非回忆上。他真正信奉的是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理念。在这些理念里，回忆是为了让人更加健康。事实上，出于对我母亲希尔德的保护，父亲常常阻止她频繁地回忆往事，母亲却不太在意自我保护这件事。她从来都不压抑和避讳地大谈特谈发生在我出生前几个年头里的事。有时我觉得，在我学会说话之前，就已开始在她胸前吸吮故事了。我很早就了解家族史，早到这是我所能回忆起的最早的事情。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我的生活都充斥着对回忆的可怕诉说。 到三四岁时，我开始明白，我没有身陷于在传闻中听过无数遍的火车车厢，是纯粹出于偶然和侥幸。那些火车里塞满了被吓坏的无辜民众，他们紧挨着彼此站立，在缺水和低温的恶劣环境下垂死挣扎，直至再也撑不住，死在东欧的集中营里。我晚出生了几年，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蓝眼、金发、小孩子的咿咿呀呀，这些都救不了我。比我年幼的孩子都死掉了，我在母亲的相册里见过他们。一开始我想象自己被关在那些车厢里的景象。随着我成长为一名成年女子，一位母亲，我开始想象我的妹妹们，乃至我的孩子们站在上面的景象。被驱逐出境的梦魇可能缠绕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尽管一切遭遇并未直接发生在我身上，但这毕竟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的）现实。 在我长大可以认字读书后，《安妮日记》便被带人我的生活。到10岁时，我已经反复多遍阅读过它了。这并不难，毕竟这是一本以孩子口吻所作的畅销书。但对我们一家人而言，它又具备特殊的意义。安妮的父亲是我的教父，我对他非常熟悉，一直称他为奥托叔叔，当他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事实上，他也是我最爱的那一位亲人。童年最持久的记忆之一便是奥托叔叔倒立在一束日光下．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倾泻下来。倒立在一张温暖的波斯地毯上的他，光滑慈爱的面颊因充血越发红润，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令人愉快的废话。我笑个不停——笑已经成了肢体记忆，从体内汩汩涌出——奥托叔叔直立起身，把三件套西服打理回原样，肤色也恢复白皙。接着，他掏出一本英国立体书给我，书内满是瓦房，房间里住着口音奇怪的洋娃娃，泡茶时还端着仙女蛋糕，那个下午我如同走进了阿里巴巴的洞穴。还有些宝藏早在我刚出生时，他便送给了我的父母：小古董银蛋杯、餐巾环和一支插在蓝色天鹅绒盒子里的、刻着我名字的勺子。笑声、游戏和爱，这就是早年间我关于奥托叔叔的所有记忆。 P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