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上海

“我们犹太人必须学会适应逃难的环境！”二战前夕和大战初期，德国和奥地利“命苦”的犹太人挣脱纳粹锁链，经由柏林、巴黎、土伦、热那亚、突尼斯、埃及，辗转来到世界上专享开放的城市上海，在穷愁坎坷的境遇中，在危险隐蔽的战线上，书写了犹太秘史华丽的篇章。作家把二战广阔而真实的画面作为背景，以电影蒙太奇的特殊形式和诗意的叙事手法，穿越时空，摒弃俗套，刻画一组真实可信、栩栩传神的人物形象。整部作品结构精巧、语言洗练，谍战情节奇诡突兀，读来回味绵长。

余志和，四川成都人。新华社高级编辑、资深翻译家。1964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后在新华通讯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索非亚分社从事翻译、记者、编辑工作。从1983年起先后担任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参考消息》副总编辑、总编辑，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中国证券报》副社长，中国信息产业商会副会长等职。除新闻作品外，还在国内数十家报刊上发表过多种体裁的文章和译作。传略被辑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有名编辑记者传集》。2013年获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长友谊奖章。2019年获保加利亚文化部”黄金时代”荣誉徽章、保加利亚翻译家协会外国文学有名翻译家特别贡献奖，任保加利亚翻译家协会名誉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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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响乐团的这幢具有现代气派的楼房，开了不多几扇窗户，外墙和楼顶线条舒展。它伫立在西柏林这个大都市的城边，周围的废墟已经清理干净，但它仍然显得孤独、黄旧、丑陋。这个地方被某些人称为“自由柏林”。毫无疑问，事物的名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昭示它丰富的内涵。 不远处就是那道遐迩驰名的大墙。这不是东方中国的长城，而是西方的另一堵墙。这堵墙不够雄伟，当然也无法永世长存。它把人们和世界一分为二，也使两边的思想、期盼、回忆和对时势沧桑的评价泾渭分明。不过，两边的流浪猫却能自由穿行。人们对诸般事物的见解大相径庭：这边的人对这堵墙持有一种观点，那边的人则争持另一种观点。 ……我坐在第三排的右边。大厅空空荡荡，幽幽暗暗。在这天上午的排练时间里，只有部分照明装置发着微光，就连乐台上也是黑沉沉一片，使人感到压抑。乐队正在排练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①准是非常生气，鼻子里不时发出呼呼的声音——酸溜溜气愤的声音。排练进行得很不顺利，卡拉扬已经两次离开乐队，可他隔不一会儿又一瘸一拐地折返回来。显而易见，他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他第二次回到乐台时，仍然冲着乐师们喁喁低语。有人嘿嘿窃笑，有人挑衅性地拨响琴弦，然后又继续听卡拉扬大发牢骚。我不知道卡拉扬听见了什么，只觉得台下有一片嗡嗡嗡嗡的嘀咕声钻进了我的耳朵。这种喧聒竞使音乐大师愤怒得尖叫起来。是的，是的，这是名副其实的尖叫。然而，卡拉扬的叫声被怪里怪气的嬉笑声湮没了。 “我让你们讲中国话了吗？！我有没有让你们讲中国话？！” 这位奥地利伟人好发脾气，要是说得直白一点，他有点儿歇斯底里。他在排练时要求大家绝对服从，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吊儿郎当！尤其是在今天上午，在他觉得一切都乱了套的时候。说不定他在怀疑大家偷偷笑他，调皮捣蛋，故意用他听不懂的中国话触怒他。更使他气恼的是，在这批欧洲优秀乐师中，竞又没有一个中国人。 他用指挥棒敲了敲乐谱架，抬起双手，但是，一开头就不顺畅。卡拉扬耍起横来，气愤地把指挥棒一折两断。确实如此！他把指挥棒一折两断，就像折断一根火柴一样，也像脾气暴躁的教员在教室里折断粉笔一样。大家跑去给他拿来另一根结实的指挥棒。也许发生这种事情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因为谁也没有感到奇怪，都会像救火一样，马上给他拿来新的指挥棒。 盛怒的大师把折断的指挥棒扔在旁边，又轻手轻脚地向大厅走来，于是就发现了我。他手搭凉棚，眼睛在昏暗中搜索，然后用一种并不十分友好，甚至有些吓人的口吻问道： “哎，那位，您是谁？” 我回答了他。 他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准我留下，也没有把我赶走。他默默地转过脸去，用那根崭新的指挥棒敲着乐谱架。 “注意！再来一遍！”只过了一分钟，他又下令：“停，停，停！” 事情不妙。小提琴音乐会今天恐怕要砸锅。 那位独奏演员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坐到旁边一把空椅子上。他把小提琴放在一个膝盖上，脸上并无懊丧或烦躁的表情。他耐心地等着这场风暴过去。我看见了他一头长长的白发和那张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由于光线不足，我看不清他的整个轮廓。我今天正是有求于他，想同他谈一谈——电影制片人M．□．在把我领进这个大厅时答应过我，一俟排练结束，他就把我介绍给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今天正是有求于这位小提琴手特奥多尔·魏斯贝格。 当然，谁都有理由问我：我到底是什么人？在柏林这个灰蒙蒙的上午，我除了来同某个人相识而外，还在这冷清清的音乐厅里寻找什么？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