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与教授 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

大卫·休谟是公认的英语哲学家第一人。当休谟在世的时候，他却因为对宗教思想的怀疑，而被攻讦为“大异端”，同时代人认为他误人子弟。与之对照，亚当·斯密生前是受人敬仰的道德哲学教授，今天则被世人尊崇为“资本主义之父”。休谟和斯密在大部分成年岁月里都是对方优选的朋友，二人的交情可谓哲学目前伟大的友谊。这本《异端与教授》是罕见的、专门介绍这两位启蒙思想巨人之间友谊的作品。本书从1749年两人初次见面开始写起，一直到1776年休谟去世，讲述了两人如何评论对方的作品，如何在职业发展与学术追求上相互关照，又如何在对方的个人生活上提出建议，特别是在休谟与卢梭交恶之后。休谟与斯密共同生活在苏格兰启蒙时期生气蓬勃的思想氛围之中，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加入同样的俱乐部，对包括哲学与经济学在内的许多问题都有同样的兴趣：从心理学、历史，到政治学、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争，不一而足。透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出乎很多人预料，斯密私下的宗教观，其实与休谟十分接近；而休谟对经济学、斯密对哲学的贡献，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得多。

徐秋慧，1971年出生，山东寿光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专著有《费尔普斯经济思想研究》等，合著有《经济学导论》等，主编研究生教材有《经济学经典著作导读》等，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政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推荐序
引言
致谢
著作缩写说明
0前言：最亲爱的朋友
“在失去了我们的王子、议会和独立政府，甚至是失去了我们的首要贵族后……我们竟成为全欧洲在文学上最杰出的民族，这难道不值得世人惊奇吗？”
1快乐的怀疑论者（1711—1749年）
“因为真挚待人而沾沾自喜，不过是在过分尊敬那些俗众和他们的迷信。是否曾经有人把对孩子或疯子讲真话当作一种荣誉？”
2邂逅休谟（1723—1749年）
“他的脸庞宽阔肥胖，嘴巴巨大……整个人胖得根本不像是个睿智的哲学家，倒更像是个吃甲鱼的高级市政官……毫无疑问，智慧从来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这般粗俗的模样。”
3友谊萌芽（1750—1754年）
“相较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我更喜欢大卫·休谟成为我的同事，但恐怕公众不会同意我的意见；社会（也就是大学）的利益，将迫使我们对公众的意见有所顾虑。”
4历史学家和教会（1754—1759年）
“英国文坛在历史方面的荣誉几乎是空白的。风格、判断、公允、审慎——这些我们的历史学家皆不具备。”
5《道德情操论》的诞生（1759年）
“我接下来要告诉您让人沮丧的消息。您的书非常不幸，因为公众似乎将要表达靠前的赞赏。一些缺乏耐心的蠢货在找您的书来读，而文人墨客已经纷纷开始大声地赞美它。”
6在法国的盛情款待（1759—1766年）
“我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玉液琼浆，呼吸的是熏香，脚踩的是鲜花。我遇到的每个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长篇大论、字斟句酌地赞美我，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尽到最重要的责任。”
7与疯狂哲学家的争吵（1766—1767年）
“这里的每个人都确信，卢梭就是个无耻卑鄙的疯子……在公众面前撕开这个伪君子的面具，对于您来说不啻为一种冒险，这将打破您平静安详的生活。”
8要命的海上晕船（1767—1775年）
“休谟先生因没有见到斯密先生而落寞寡欢。他希望斯密先生明天过来后能一直待到吃晚饭。”
9《国富论》的成功（1776年）
“这本书需要全神贯注阅读，而公众现在都缺乏耐心，所以我担心这本书一开始不会很畅销。但……它最终一定能吸引公众的注意。”
10《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安排（1776年）
“说他是个恶棍，是因为他指派一个蠢货来抵抗宗教和道德；说他是个懦夫，是因为他本人没有勇气和决心开火，却留了半克朗给一个苏格兰叫花子，让他在自己死后扣响扳机。”
11哲学家之死（1776年）
“别了，我最亲爱的朋友。”
12超过十倍的谩骂（1776—1777年）
“一张我认为毫无恶意的纸上，我恰巧写下了关于我们已故朋友休谟的死亡，这为我招致的谩骂，比我强烈抨击大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时招致的还要多十倍。”
13尾声：斯密在爱丁堡的余生岁月（1777—1790年）
“不，在您尚未落座之前，我们不能坐下，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附录：休谟《我的一生》与斯密《致斯特拉恩的信》
译后记

     1776年夏天，当大卫·休谟病卧床榻行将离世时，特威德河两岸的很多英国公众都翘首等待他去世的消息。在之前的四十年里，休谟的著述时刻挑战着他们对哲学、政治，特别是宗教的信仰。在他走过的这几十年岁月里，虔信之徒们不断谩骂和攻讦他，苏格兰教会(Church ofScodand)一致同意开除他的教籍，但是现在，他们拿他再也没有办法了。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异端分子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他是否会悔恨，甚至放弃他对宗教信仰的质疑?他是否会在没有来世信仰的支撑中痛苦地死去?休谟去世这件事和他生前的种种一样，具有很强的幽默色彩，却毫无宗教色彩。他的离去平静而勇敢，他的好朋友亚当·斯密(Adam Smith)记录了这个过程。亚当·斯密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那时刚刚出版了一部即将改变世界的著作。用亚当·斯密自己的话来说，《国富论》是在“强烈抨击大不列颠整个商业体系”。总的来说，这本书大受欢迎。斯密在休谟去世后公开了一封短信，信中描述了休谟临终前的平静和安详，真诚中甚至夹杂着些许炫耀之意，这些文字激起攻讦者的愤怒，致使休谟在身后继续承受更多的羞辱。斯密在信的末尾宣称，他确信他这位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是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接近无上智慧和完美道德的人”。这封信是斯密在反对教会的行为上最为公开有力的一次，他此后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从未后悔。这两位历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之间的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封信也是对他们友谊恰如其分的总结。本书就要讲述这段友谊的故事。 本书的两位主人公可能会反对这本书的存在，这点我必须向读者坦承。尽管休谟和斯密在世时都声名显赫且财富加身，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公开自己未经打磨的手稿和私人生活。休谟担心他的信件可能会“落入好事者手中，并被公之于众”，而斯密则表示“如果可以阻止的话，我绝对不能忍受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令人难过的是，有时总也无法阻止”。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现世生活里的隐私，还有他们过世后的声誉。休谟去世后，他们共同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曾经想把休谟的书信结集出版，斯密很快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担心“某些曾经收到过他只言片语的人会翻箱倒柜寻找那些东西，许多见不得光的东西将会被出版。而这对于所有想要保持好名声的人来说，不啻为巨大的耻辱。”尽管这要求是出自斯密之口，相信他表达的也同样是亡友的要求，因为休谟和斯密生前都要求他们的遗嘱执行人焚毁他们绝大多数文件和手稿。” 斯密心里非常清楚，“即使在最不起眼的情况下，发生在名人身上的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成为人们深究热议的话题”，他自己似乎就有这种魅力。现代传记的始创者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曾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做过斯密的学生。鲍斯韦尔在传记中详尽描述了自己对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回忆，对此他是如此解释的：“对于一个如此伟大的人来说，一切都值得深查细纠。我记得亚当·斯密教授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修辞学讲座上说过，他很高兴知道弥尔顿(Milton)穿的鞋子是系鞋带的，而不是用搭扣。”休谟对自己的生平极为在意，以至于身患重病时还撰写了简短的自传。休谟要求斯特拉恩将其自传《我的一生》作为序言附在他所有新出版的著作之前。毫无疑问，斯密同意这种做法，他将休谟生命最后时目里的言行以公开信《法学博士亚当·斯密写给威廉·斯特拉恩先生的信》的形式补充了进去。这封公开信激起了公众强烈的不满。这两篇令人愉快的文章，都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中。 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