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牢中

★“红色牧师”声名远扬。在那个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余心清利用在冯玉祥军队担任“随军牧师”的机会，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此外，他还是一位热心育才的教育家、坚持抗战的爱国者、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和发展目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真实感人的纪实作品。★“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为献礼百年荣耀时刻专门设计，收入作品皆为名家名作，旨在重温红色经典，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本书是一部纪实类文学作品，文中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作者余心清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书中多处提到他与冯玉祥将军共同策划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内战的密切交往。作者从青年时起与冯将军多年相随，他们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互有影响。他们之间不接近是长官与部属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所述更是翔实真切。全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学派爱国人士戮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余心清，爱国民主人士，安徽合肥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神学院。192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曾任冯玉祥部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处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训政处处长、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9年获释。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务。著有《在蒋牢中》。

一、由山城到古城//001
二、被捕的清晨//021
三、最初的两个月//036
四、宁海路十九号//071
五、羊皮大学//094
六、不朽的死//129
七、特刑庭//150
八、从牢门的狭缝中挤出来//188

     黑夜虽然快消逝，但黎明前还有更昏暗的一刹那，象产妇生产前的阵痛，这一刹那最难熬，也最难度过。 那一只魔掌，虽然是已经缩到幔子后面，但还在远远地伸着。 每一颗心都浮动起来，一天的时间，觉得更长了，好象太阳永远不会落到西边去。 每一个人的脸上，不再看到愁容，老董的前额上，少了一些绉纹，陈斌的嘴更俏皮了。梁蔼然不时从嗓子里哼出了几口二簧。 今天，他们——蒋介石一帮的悲哀，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欢乐。 腐烂的加速腐烂，好叫崩溃的赶快崩溃，一个已经臭了的尸体，让它毁灭在它自己生前掘的坟墓中吧！ 我们的屋子里，长日挤满了人，一批出去，另一批走进来。谈到高兴的时候，大家举起杯来互相碰着：“让我们用一杯清茶，代替一杯烈酒，来畅饮，来庆祝。” 一月二十六，是梁蔼然四十岁的生日，我们清早一爬起来，就和他握手道贺，听说在军法局看守所里的时候，有位会算命的朋友给他排过八字，说他“要脱牢狱之灾，非过了四十岁生日不可。”我对梁笑着：“看情势，这回算命的猜着了。”我们在中午弄到一包糖果和一些花生米，就给他大张盛筵，庆起寿来。这一天我们喝的水特别多，把两只马桶都尿满了。 二十七日的上午十点钟左右，一个看守跑进来对我们说：“命令就要到这里，你们今天下午准可以出去。”这一消息，引起了一阵骚动和欢呼。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把行李捆好，坐在铺盖卷上等待释放。我漠然地躺在铺上，有点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干脆地解决。自然，捆不捆铺盖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我没有理由去反对别人捆铺盖。等到夕阳斜照在铁窗上，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依然“杳无消息到人间”。这时候重新打开铺盖的人，有点不是滋味了。 第二天清晨，大家爬起来特别早，这是一月二十八日，阴历年的除夕。有的朋友在屋里嚷：“他妈的！昨天不放，今天还不放吗？硬要叫老子们蹲在牢里守岁吗？”昨天报信的看守又来了：“今天准放，我敢保险，不放‘惟我是问’。”大家听了，又兴奋地跳跃起来，好象昨夜的失望，被这一两句话早已吹到九霄云外。每个屋子里，又忙着收东西，捆行李。我的被褥仍然原样地放在床上，陈斌问我：“昨天不收拾，今天还不收拾吗？大概今天有希望出去的。”走进我的屋子的人，都奇怪我的态度，为什么反倒更沉着起来了？ “毒蛇把人们的指头咬上的时候，怎么肯轻易松口。”我常常想起这一句话。 我们永远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永远是我们的革命对象。 过分的希望，有时会招致过分的失望。 自从在北平被捕、走出我住的卧室那一刹那开始，相反地无时无刻，我不在准备着死。这并不是矫情，因为我的问题，我自己清楚。 有一次兰华告诉我，她找过张知本（立法院院长），请他帮忙。张说：“已经托过特刑庭的庭长，据这位庭长说，现在又发现了我在牢中写给我兄弟的一封信，要他赶紧到苏北去活动，这封信现在留在检察官手里，如果是事实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很明显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因此，除了谢士炎之外，我对一般难友，都为他们抱着希望，并且不断地鼓励他们，只是对自己，却断绝了这个希望。 这几天来，朋友们不断地和我讨论着一个问题，就是许多难友出去的安置，因为他们有的离家太远，有的一文不名，并且问我，是不是能在我出去以后，和李宗仁商量一下，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件事倒引起我注意到另外的一个问题。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了进行他的“和平”，可能想起我来，拉拢一番。“我还能替这般家伙作‘冯妇’吗？”我这样问着自己。“决不和他见面！”最后我决心下定。 我告诉朋友：“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外面的情势，政治上的行动就不能不慎重。朋友们中间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来解决。能走开的一出去就迅速地走开，能隐藏的就赶紧地在外面隐藏起来，我们有经济能力的，应当尽力帮助手上没有钱的。” 从以后的事实上证明，我的想法，接近正确，所谓“和平”，原是阴谋，李宗仁走上了更反动的路子。 后来听说在我出去以前的一星期，李宗仁派人到我的家里，探望了一次，并赠送金元券两万元，还说要帮助通知特刑庭早日释放我，等到我出来的第二天一清早（阴历的新年），邱昌渭衔着李的命令去看我，代表李邀我出来“斡旋和平”。兰华对他说：“心清因为心脏病很厉害，一出牢，就乘昨天的夜车去上海就医了。” “斡旋和平”，多么好听的一个名词，一年前我策动和平的时候，你下令抓我，你咒骂我，今天，你上台了，你要和平了。看我这颗脑袋还长在脖子上没有分开，又想来借重一番，你未免太自命聪明了吧！别打如意算盘吧！从今我们不是朋友了！让我们永远敌对着吧！ 因此，出狱之后，不敢住在家里，躲了几天，情势渐渐不妙，就溜到上海，正碰到上海抓人，我就溜到香港，因为如果我再度地被捉起，单是李宗仁的态度就可想象了。 中大的几位同学，走到我的面前，和我握着手，告诉我：“他们这几天作着牢狱生活自我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