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列宁

本书是由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所有关于列宁回忆录的单行本编辑成的一部最完整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本书包括了分别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两本“列宁回忆录”（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全部文章。本书是作者在列宁去世之后，分三次写成。第一部分主要记述了从一八九四到一九O七年，列宁被流放、侨居国外，领导工人运动、建党、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过程；第二部分从一九O八到一九一七，是列宁第二次侨居国外，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做斗争，直至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第三部分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作者关于列宁以及与他相关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忆的片段。需要指出的事，克鲁普斯卡娅既是列宁生活上的伴侣，又长期担任列宁的秘书和他并肩战斗，她的回忆录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列宁以及与列宁相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69年生，列宁的战友、妻子和朋友，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有名活动家、职业革命家。1890年在彼得堡大学开始革命活动。1894年与列宁相识，之后长期陪同列宁流放、侨居国外，在列宁创办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人运动、创办优选报刊等革命工作中发挥重要协助作用。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列宁回国，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人民委员等职。她著有大量有关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关于列宁的生平和活动的文章和著作，是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过程的重要见证者和研究者。

再版前言
原出版者说明
序
第一部
在彼得堡
在流放中
慕尼黑
在伦敦的生活
日内瓦
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一九〇五年侨居国外
重返彼得堡
彼得堡和芬兰
从俄国到国外去
第二部
第二次侨居生活
……

     在彼得堡 一八九三——一八九八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八九三年秋天到的彼得堡，但我不是立刻跟他认识的。我听同志们说，从伏尔加河来了一个很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同志们给我带来了一本被许多人读过的讨论“市场问题”的笔记。这本笔记里一方面记述了我们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工艺学院学生格尔曼．克拉辛的观点，另一方面记述了新从伏尔加河流域来的那个人的观点。这本笔记分成两半，一边是格·波·克拉辛用潦草的笔迹，涂涂抹抹和插字添句地阐明他的思想，另一边是新来的人用心地、没有涂抹地写出自己的说明和反驳意见。 市场问题当时是使我们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很感兴趣的问题。 这个时候，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已开始形成一个特别的派别。它的本质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们觉得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机械的、公式的。这样理解社会的发展就接近否认了群众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僵死的“发展阶段”。当然，现在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能驳倒这种“机械论”的观点，但是那时我们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对这个问题却感到焦急不安。那时我们的理论修养还很差，如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外，不知道马克思的任何著作，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见过，仅仅是凭本能感觉到这种“机械论”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 市场问题是跟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紧密相关的。 “机械论”的拥护者通常总是很抽象地对待问题。 这已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遗憾的是我们谈到的这本笔记没有保存下来。 我只能谈谈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市场问题提得特别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整个问题的看法中都令人感觉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环境和发展中考察一切现象的。 当时我很想进一步认识这个新来的人，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 谢肉节那天我才看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决定在一位住在奥赫塔的工程师、彼得堡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松（在这之前，我同克拉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工作过两年左右）家里举行一个会议，使彼得堡几个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个新从伏尔加河流域来的人见见面。还弄了一些过节吃的薄饼来做掩护。这天出席的人，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有克拉松、柯罗布科、谢列布罗夫斯基、斯·伊·拉德琴柯等人。波特列索夫与司徒卢威也应该来，但似乎是没有来。我记得这么一件事。大家谈起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意见不知怎的不一致。有人——似乎是舍甫里亚金——说识字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他的笑声是那样辛辣和无情，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见他这样笑过。当时他笑着说：“呶，好吧，谁乐意在识字委员会里拯救祖国，我们决不阻拦。” 应当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时是见过民意党人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是见过自由主义的“社会”开始是怎样竭力“表示同情”，而在民意党失败后便胆怯起来，吓得草木皆兵，开始宣传“小事”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辛辣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他是来商量怎样一起去进行斗争，而听到的答复却是建议去散发识字委员会的小册子。 后来，当我们进一步熟悉了的时候，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了我“社会”对他的哥哥被捕所持的态度。所有的熟人都避开了乌里扬诺夫一家，甚至连从前晚上总是来下棋的老教师也不来了。那时辛比尔斯克还没有铁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为了到彼得堡去看狱中的儿子，必须先骑马到塞兹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给母亲找个旅伴，可是谁也不愿意跟犯人的母亲同行。 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这种普遍的懦怯行为当时给了他一个很强烈的印象。 毫无疑问，这种少年时代的体验，在伊里奇对“社会”、对自由派的态度上是有影响的。他很早就知道自由派空谈的真正意义了。 当然，在“薄饼会”上什么也没有谈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少讲话，一直是在观察大家。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凝视下变得很窘。记得我们从奥赫塔沿着涅瓦河回家时，有人第一次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哥哥的事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民意党人，一八八七年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沙皇的刽子手残杀了，被害时还未成年。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