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贫困女子

近年来公共舆论场中女性话题井喷，与女性意识觉醒伴随而来的，是长期被遮蔽和压抑的女性生存现状——贫困。结合“月经贫困”“看见女性劳动者”等议题引起轩然大波，本书记录的不仅仅是日本女性的遭遇，更是中国乃至东方甚至全球女性的创痛——更重要的是，女性常常被遮蔽在男性的话语抑或社会整体的趋势之下，进而使女性贫困变得更加严重。本书即对此做出了警示，堪称“贫困女子图鉴”

没完没了地找工作；因工资低被迫住在父母家；周围催婚催生压力过大；事业、丈夫、孩子，一无所有；高学历、有工作却生活拮据的“穷忙族”；朋友众多、开朗乐观却收入很低的“穷充女子”；深陷职场PUA、霸凌而致抑郁的“打工人”；……本书为饭岛裕子对数十位女性的访谈调查实录。作者直击日本的贫困女性这一群体，对她们的生存现状、就业与婚育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结果发现，与男性始终处于社会焦点相比，女性往往被边缘化，进而被遮蔽在巨大的阴影之中，特别是贫困女性群体。贫困成为女性独立需要直面的首当其冲，并且血淋淋的残酷真相。

饭岛裕子，非虚构作家，出生于日本东京。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硕士毕业，先后从事专报记者、杂志编辑等工作，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为《日本版大事件》《妇人公论》等媒体撰写以人物采访、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文章，同时在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著作有《青年流浪者》（筑摩新书，2011年），采访集有《99种小转机的做法》（《日本版大事件》编辑部编，大和书房，2010年）等。

序章 何谓女性贫困
贫困女子登场！？
男性非正式雇佣冲击的背后
难以把握的女性贫困
连贫困都没有资格的女性
男主外模式
女性活跃的促进与青年女性
访谈概要
第一章 家庭：危险的安所有渠道
只能在父母家生活
单身寄生族的凋零
令人如坐针毡的原生家庭
逃离暴力
流落街头的女子
家中无立足之地
关系性贫困
同居的陷阱
第二章 藏在家务背后的阴影
辍学成为与社会割裂的开端
尼特族、“家里蹲”都是男性！？
连家人都漠不关心
父亲死后，生活急转直下
开始工作前的困难
女生讲座
埼玉县的方针
第三章 正式员工也困难重重
工作到倒下的女性们
压榨新人的黑心企业
一路下滑
为付房租而上门卖淫
不断增加的精神障碍与霸凌
在毫无余力的职场上
使用残障人士名额工作
即使成了正式员工
第四章 非正式雇佣的负面连锁
学历与非正式雇佣率
高中毕业女性的困难
辍学使现状更严峻
高学历穷忙族
官制穷忙族
没完没了地找工作
创造交流环境
急病与非正式雇佣的单身者
非正式雇佣的黑暗
第五章 婚育压力
想要小孩
“单身女王”的登场
连“丧家犬”都当不成
无缘社会、地震、牵绊
一亿总活跃社会的“育儿支援”目标
不是优等生的妹妹成了更上等的女人
全方位的少子化应对政策
早知道就该硬生
非正式雇佣者寻找结婚对象也很不利
贫困女子也要生
特别低迷的非婚子女出生率
少子化的大旗
第六章 女性的割裂
事业、丈夫、孩子，一无所有
割裂的1985年
行政职位缩减的后果
促进女性活跃的光与影
生完孩子继续工作的女性们
不断累积的孤立感
不存在的一群人
往上推挤的压力
频发的心理问题
如何跨越割裂，实现联合
终章 寻求一线光明
“穷充”背后的陷阱
所谓贫困是什么？
雇佣的包容与脱离
家庭的包容与脱离
“男主外模式”的崩坏与意识的偏移
超越贫困女子
后记

     只能在父母家生活 东沙也加女士（24岁），目前是首都圈某公立小学临时教员。 本来想着大学毕业后要搬出父母家，所以她早早就开始找工作，给100多家公司递了求职信，结果惨败。后来经由HELLOWORK找到一份工作，在一所面向儿童的英语补习机构上班。 原本觉得只要能当正式员工，怎么都好……于是马上入了职，然后就开始了异常忙碌的生活。从早上8点到傍晚全是课，晚上也要忙着处理文书工作，基本上都是赶着最后一班车回家。 补习班共有15名员工，其中6人是跟东女士同期人职的新员工。这可以说是高录用率与高离职率相结合的典型“黑心企业”。由于离职率过高，补习班曾经接受过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调查，但是情况丝毫没有改善。 天天坐最后一班车回家，有时会突然无法控制情绪哭起来。后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恐怕不妙，就辞职了。 东女士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又遇到黑心企业，一直提不起兴致。半年后，她找到了公立小学临时教员的工作。对喜欢小孩子的东女士来说，现在这份工作十分快乐，她很有成就感。但她只是临时教员，每月到手的工资不足8万日元，而且合同只有一年，并不确定第二年能否续约。 如果我不住在父母家，肯定不会选这份工作。而且他们也快退休了。我现在正在找第二份工作，准备晚上兼职去补习班教课。 由于收入低而不得不依赖父母的女性不在少数。可是她们都面临着一个事实，即无法一辈子依赖父母的收入和年金。 山口多惠女士（30岁），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舞者的梦想，开始住在父母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她定期上台表演，顺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几年前受经济下滑的影响，父亲的工作变得不太顺利，家里开始需要山口女士的收入支持，于是她便在超市和饮食店打起了两份零工。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是优选安所有渠道的父母家，瞬间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打工时间较长，店里也比较依赖我，后来我的排班时间变长，不过收入同时也增加了，我就加把劲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但是如果再兼顾跳舞，整个人就会累得晕晕乎乎，甚至失眠，最后到医院诊断才知道得了抑郁症。 后来，她不得不放弃跳舞。因为不能让收入减少，现在依旧在打零工。 我是考虑到东京市内的房租和交通状况，才一直留在父母家的。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如果说我太天真，我也无法反驳。一想到将来，我就特别不安。 单身男女中，超过七成的人与父母同住。而且这个比例正在逐年升高，特别是35—44岁这个年龄层。1980年，与父母同居的人数还不到50万，到2012年已经超过了300万（图1—1）。 再从收入档次来看，越是低收入的青年，与父母同居的比例就越高。可以想象，在经济和生活方面接近依赖双亲的“单身寄生族”与享受优雅单身生活的“单身贵族”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阶层。 2014年，大问题（BigISSIle）基金会对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单身青年男女（40岁以下，学生除外）的住所展开了调查（有效回答数1767人）。结果显示，大概每4人中就有3人（77％）与父母同住。从劳动形式来看，正式员工占8％，无业者占39％，临时工、兼职零工占38％，合同工、派遣工占9％，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6％。 由此看来，对工作不稳定的青年来说，与父母同居起到了安所有渠道的作用。想必也会有人批判：“因为父母有房子，所以才不努力工作。”“到底要寄生到什么时候。”但是这份调查并不能体现被调查对象与父母等的同住家人的关系情况。P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