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情系燕园六十年

这本回忆录，就是写作者在北京大学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写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追求。作者的专业是哲学、美学、艺术学，这本回忆录，主要就是写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前辈学者给他留下的印象，以及他自己六十年来参与的哲学、美学、艺术学的教学、研究、学科建设、学术活动的情况。所以这是一本学术回忆录，当然也是一本人生回忆录，因为他的人生的主体就是学术经历和学术追求。

一、大学五年的回忆：全国哲学系教授大多数集中在北大
二、大学五年的回忆：大饭厅吃饭，十三陵水库劳动，观看艺术大师的演出
三、大学五年的回忆：写了一篇批评小说《旅顺口》的文章
四、大学五年的回忆：下乡九个月，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
五、大学五年的回忆：做学问是自己的生命所在，关注纯学术的研究，关注学科基本理论核心区域的思考和突破
六、大学毕业后当了二十年的助教：筒子楼的“简单一族”
七、编选两本美学史的资料：当年不被重视的资料工作日后显出它的价值
八、“冷”、“潮”、“热”、“风”的鲤鱼洲：什么是牛虻，什么是血吸虫
九、邓以蛰印象：“朋友中最雅的人”
一〇、朱光潜印象：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一一、宗白华印象：照亮美的光来自心灵
一二、冯友兰印象：用生命吐丝
一三、张岱年印象：平静，平淡，平和
一四、张世英印象：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五、师长们的片段印象：吴允曾，魏建功，林庚
一六、在北大为本科生讲课是一种享受
一七、《中国小说美学》：鼓吹金圣叹
一八、《中国美学史大纲》：构建中国色彩的美学体系的重要准备
一九、“中国美学与中国艺术”公共选修课：把美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
二〇、《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传统美学的巨型思想库
二一、担任哲学系的系主任，创建宗教学系和艺术学系
二二、建立艺术学院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二三、出访见闻：在艺术经典原作面前直接感受它的诗意
二四、出访见闻：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民风民俗
二五、出访见闻：在韩国看金大中的就职典礼
二六、关注文化产业：正在出现一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
二七、燕南园56号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二八、北京大学举办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获得巨大成功
二九、对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
三〇、对大学文科院系调节和改善小气候的思考
三一、西南联大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启示
三二、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的建议
三三、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
三四、青春版《牡丹亭》进北大：美得让人窒息
三五、从《现代美学体系》到《美在意象》：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尝试
三六、《中国文化读本》的追求：显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显示老百姓的心灵世界
三七、《文章选读》：提倡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
三八、“美学散步文化沙龙”：燕南园的灿烂星空
三九、利用网络平台，建设一种新型的人文艺术通识课
四〇、和季羡林先生的一次长谈：加强艺术教育的迫切性
四一、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和而不同”的哲学
四二、中国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万物之生意最可观
四三、《红楼梦》的形而上的意蕴：“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
四四、美感的神圣性：1999年重阳节登泰山
四五、美感的神圣性：莫高窟158窟的卧佛，霍金的微笑，月牙泉的光芒
四六、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的三个同心圆
四七、自题墓志铭
附录
谈谈人文教养与人文学科
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几点想法
关于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的建议
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

     一、大学五年的回忆：全国哲学系教授大多数集中在北大 1955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我打了一个背包，提了一只皮箱（其实是木板箱），从家乡浙江衢州乘火车来到北京。当时内心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因为可以看到天安门了。 我是以第一志愿考进北大哲学系的。我为什么考哲学系？因为我听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而我在中学时对文科和理科都同样喜欢，所以报考了哲学系。据我了解，我们许多同班同学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报考了哲学系。 报到那一天，哲学系一位学长带我去办入学手续。我记得办手续的地方是外文楼。一路上，这位学长热情地向我介绍哲学系的情况。 他对我说，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许多大学原来有哲学系，经过院系调整，只剩下北京大学还保留哲学系，所以其他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了。也就是说，全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大部分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来了。 他接着说：“我们系的这些老先生接近值得信任，他们大部分现在都可以上课了。” 他的这番话使我吃了一凉。 使我吃惊的有两点。第一点，全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都集中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多么令人高兴！当时我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后来逐渐知道了。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有一些本来就是北大的教师：汤用彤、郑听、贺麟、胡世华、容肇祖、汪子嵩、黄楠森、齐良骥、王太庆、晏成书、杨祖陶等；有些是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进的：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张岱年、王宪钧、沈有鼎、任华、周礼全、朱伯嵬等；有些是从南京大学哲学系调进的：宗白华、张颐、熊伟、何肇清、苗力田等；有些是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调进的：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有些是从中山大学哲学系调进的：朱谦之、李日华、马采、方书春等；有些是从辅仁大学哲学系调进的：李世繁、汪奠基等；有些是从燕京大学哲学系调进的：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这么多的著名学者汇聚在一起，这对学术的交流和学科的建设是多么好的一件事。 使我吃惊的第二点，是这位学长说，“这些老先生接近值得信任，他们大部分现在都可以上课了”。这接近出乎我的意料。这些老先生怎么还会有不值得信任的问题？怎么还有不能上课的问颢？后来才知道，当时有一种观念是认为这些老先生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思想，把他们聚集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为了便于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汪子嵩对此有所论述。汪先生当时在系里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所以他对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他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想起来还算清楚，就是将原来以仿照欧美教育思想为主的教育体系，‘一边倒’地改变为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就是只要这门学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都给削掉了，不要了，原有的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原属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等，都列入资产阶级学科，要进行改造，甚至停办。”“原来许多大学都有哲学系的，全国有十几个哲学系，他们都不再开课，要思想改造，又害怕这些资产阶级教授自己改造不好，于是干脆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改造。所以只留下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他哲学系都取消了，将清华、南开、燕京、辅仁、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他们的任务不是对学生进行教学，而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这样，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单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许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名的哲学家，担任过各校的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系主任。但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教授，都必须接受思想改造。这大约是世界教育目前空前的‘新创造’。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哲学系的，成为这项任务的实际执行者。”1958年“五四”北大校庆时，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把这种指导思想讲得很清楚。他讲话的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他在讲话中说：“那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一些教授，例如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人，不经过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设想，他们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过程。而如果他们能够进行比较好的自我批判，首先就是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伟大革命的跃进，同时也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能够有效地进行批判，使他们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思想界已经陷在接近孤立的地位。”他在讲话中又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第一，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西方资产阶级有过革命的时代，但老教授们出国留学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处在垂死的阶段。他们在那里的大学读书，接受了资产阶级那一套特别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把那些什么实用主义啦，新黑格尔主义啦，新康德主义啦，马黑主义啦，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