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故事

考据严谨细致：每篇文章典出有故，可信可心，还原真实大师风貌 故事历久迷人：结合作者文史背景，带领读者徜徉于书香的海洋 排版风雅清晰：温暖、手感好的内文纸以及清雅排版，不错的阅读体验 包装典雅大气：硬壳书封+白牛皮腰封+烫金工艺，简约却不简单的精装典藏版

本书是一本读书小品类图书，共分四辑：共书家心事、见书访人、见书访事、坊间书话等，收录有作者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刊物的读书小品多篇。从买书、读书到换书，作者以亲身的访书经验，道出书家对心爱书籍的怕与爱，酸与甜，勾勒出书本可人迷人之处，以及对书本无怨无尤之爱。作者一路平实写来，可信有趣、可圈可点，由读书而挖掘的故事，于书本之外知人论世。读别人的书，反思自己的问题所在，消除内心的困惑，展开人生新的一页。

第一辑 书家心事
胡适先生的徽州情结
记胡适的一次毕业演讲
杨步伟与胡适
赵元任夫妇畅游黄山
“金林恋情”不可能发生在1932年6月新证
夏鼐日记里的钱锺书
“卯字号名人”
第二辑 见书访人
季羡林的同班同学
“惟有清华可通融”
季羡林与荷尔德林的早期译介
季羡林毕业“抢饭碗”
青年季羡林清华购书记
季羡林大学时代的作家梦
季羡林和臧克家的《烙印》笔墨官司
季羡林大学时代的创作生活
“亚北已成天鹅肉，人都笑我癞蛤蚂。”
回忆我和季羡林先生有限的几次交往
第三辑 见书访事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版税纠纷
郭嵩焘对西方版权观念的认知
“可口可乐”译名何时在中国出现?
吴宓和《傲慢与偏见》的教学传播
叶公超与《傲慢与偏见》的教学
坐着邮轮去留洋的学子们
1923年8月的海上雅集
第四辑 坊间书话
书店话今昔
《查令十字街84号》背后的故事
《84号》在华人世界传播早期的四个推手
海莲·汉芙和简·奥斯丁
海莲·汉芙和她的华人女编辑杨蕾孟
《84号》在日本的出版
最早到访查令十字街的中国人
查令十字街上的民国访书者身影
无人为孤岛，一书一世界

     胡适先生的徽州情结 ——从徽州方言土语乡音谈起 1949年4月，58岁的胡适先生离国他去，开始了他在美国纽约的流亡公寓生活。9年后，也是4月，他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直到1962年2月24日去世。在晚年，他儿孙不能绕膝，唯有老妻相伴。此外，经常陪着他、比较亲近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唐德刚，一个是胡颂平。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样的“主业”之外，前者留下了《胡适杂忆》，后者写就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两本回忆录对胡适的晚年生活做了优选的笔录，特别是后者。暮年“乡音”动江关，两者都展现了胡适先生那浓浓的、挥之不去的徽州故乡情结，表达了他故国难回、亲人难聚的无限感慨。据胡成业的统计：“《胡适口述自传》的第一章是故乡与家庭，开篇是‘徽州人’，该小节约2000字，笔者统计出现徽州人12处，出现徽州5处，出现徽州商人、徽州盐商、徽州帮、徽州朝奉、徽州士绅共5处，可见响当当的‘徽州’两字，烙印在胡适先生的骨子里。” 而笔者这样的徽州后学，尤其感兴趣的就是胡适先生谈论徽州的方言与土语，用绩溪话吟诵诗词歌赋。徽州方言是全国独特的区域语言，曾被称为“第八大方言”。每个县的各个乡镇之间都必须用当地普通话来交流，更别说旧属徽州的几个县之间了。胡适先生曾把徽州比作苏格兰，笔者2009年曾在苏格兰的斯特灵大学留学一年，感受颇深。估计他指的不仅是两者类似的四处经商的传统、独特的地理文化，还有那浓浓的、难懂的当地口音吧。 笔者的老家(歙县溪头)与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相距不到20公里，两本回忆录中提到的很多方言土语，都让笔者不由自主地用方言来重复，总是显得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在本文中，笔者就两本回忆录，特别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辅以其他相关资料，结合本人的语言体会，试图探讨胡适先生是如何谈方言、论土语、吟乡音的，以求教于各位语言学方家。 谈方言 国际化的胡适先生曾非常自豪地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月3日的记述如下： (先生)接着谈起语言，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当然还会说。上海话是我的第二语言。官话是我的第三语言。”胡适先生14岁才离开家乡上庄去上海读书，再加上娶了江冬秀这样的徽州本地女子，两人吃的是徽州饭，讲的是徽州话，徽州话自然是他的第一语言，他到死也不会忘，还能说。就连说上海话、官话，他也一直带着徽州的口音。即便他出国留学，英文听说读写十分熟练，也懂德文，但晚年仍然自豪地说：“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当然还会说。” 虽然胡适先生以会说徽州话自豪，但是其他人，甚至是安徽其他地方的人未必听得懂。比如唐德刚先生就是安徽北部的合肥人，地处北方方言区，自称属于“安国”，胡适先生夫妇属于“徽国”。他曾说：“胡适之先生和我有乡谊，虽然他说起徽州话来，我一句也听不懂。”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记述： 一次我在胡家忽听适之先生在厨房内向烧饭的胡太太，以徽州话唧唧咕咕说了半天，我一句也未听懂。最后只听胡太太以国语大声回答说：“有东西我就烧给他吃；没东西就算了啊!” 原来那晚胡先生有应酬外出，他要叫胡伯母多烧两个菜，留我吃晚饭，因为他二老食量奇小，而我食量太大，他二人一周之粮，我一顿可以把它吃个精光。防患于未然，所以胡老师要以徽州话，秘密地向太太一再叮咛也。 其实胡先生的故乡和我的故乡，如有超级公路相通，半日之程耳，而语言隔阂若此。 胡适先生在唐德刚这样的小辈面前要面子，不能陪他吃晚饭，还不好意思当面说，只能用徽州话跟胡太太交代(我们家乡话称之为“打筒筒”，念“da ten ten”)多烧两个菜。没想到胡太太听得不耐烦了，直接用国语把两人之间的秘密谈话曝光了。因此唐德刚感慨“半日之程耳，而语言隔阂若此”。 胡适先生也很清楚乡音难懂这一点。1958年5月4日，他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演讲。其中讲道，“从那个地方到安徽(我是安徽人，我不是安徽的国语区域，是安徽极南部徽州人，我们说的话是很难瞳，一出门几里话就不同)……”。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