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作品精选

钱玄同是文学革命的旗手，文思敏捷，风趣诙谐，多议论，却少著述。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文字学是钱玄同关注的领域之一，在欣赏他的杂文作品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回语堂的信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
“五四”与“游园”与“放假”
告遗老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
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赋得国庆
赋得几分之几
共和纪年说
寸铁十二则
“出人意表之外”的事
随感录
随感录五则
废话——关于“三一八”
废话——废话的废话
废话——原经
青年与古书
答浭生君
我“很赞成”“甚至很爱”双十节这个名词
零碎事情
予亦名“疑古”
敬答穆木天先生
在劭西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几句不相干的话
悼冯省三君
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两个宝贝”
亡友刘半农先生
介绍戴季陶先生的
《孙中山先生著作及讲演记录要目》
《甲寅》与《水浒》
亡友单不庵
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
陈百年《恭贺新禧》的附志
什么话
我对于耶教的意见
关于魏建功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
不接近的“苏武古诗第三首”和“孔雀东南飞”
《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
《世界语名著选》序
我所希望于孔德学校者
我也来谈谈“博雅的手民”
反对章士钊的通信

     回语堂的信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的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动摇，试略言之。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会制枪炮，不会造洋房，不会修马路，他们是可以承认的；他们说，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算厂□彳□，好在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冠绝全球的。说中国的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们也可以承认的；他们说，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穷败，不算丢脸，好在我们的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要造枪炮，要造军舰，稍微明白的人也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开议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还来附和响应。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人要戳穿“冠绝全球的精神文明”的丑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的鬼脸，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则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无论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老头子与小孩子，都群起而攻之，誓不与之共戴天了。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动摇了他们的“体”□□。 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的话，现在您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的话信笔写出，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反正我是不会做文章的，写得没有条理，乃是当然之结果。 从前提倡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的目的，真所谓目光如豆，宁有是处！ 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萆麻油、补丸、泻盐、硫苦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惟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一八九四年给李鸿章的信，（2）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中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人，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是根本败类。 讲到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说别的，单看近年来“十足之中国人”的反革命的论调，便可窥见其糟糕之一斑，随手举几条为例： 甲日：你们说外国文明吗？外国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盗贼，…… 乙日：你们说科学好吗？科学足以杀人——你看，外国人现在也明白了，他们知道东方文明的好处了。他们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他们要来研究我们的精神文明了。 丙日：你相信西医吗？孙中山的肝癌，西医终于医不好；而胡适之的肾脏炎却是中医医好的。你还说西医好吗？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