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红军

在中央警卫部队档案室里，有这样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姓 名：哑巴籍 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1935年6月……

本书是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获得者纪红建所著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用质朴而生动的文字讲述了哑巴红军普通而不平凡的一生。无论是在长征路上、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期间，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哑巴红军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人民军队，用赤子之心谱写出了一部无声传奇。作者将笔触伸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真实，将历史叙事与人物描写有机融为一体，将一个血肉丰满的革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著有《乡村国是》《大战“疫”》《马桑树儿搭灯台》等长篇报告文学20余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200余万字。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自序
上篇
"毙了这狗日的"/3
"松绑，让他背行军锅"/13
胜利大会师，哑巴跟着"嗷吸"欢庆/17
"穆桂英挂帅时有个哑巴战士，红军怎么就不能有个哑巴呢"/20
"看，哑巴背上的行军锅被炸烂了"/27
陕北张村驿：哑巴第一次与战友离别/32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35
痛别石连长/39
"你就是我的大哥哥！"/43
南泥湾的出色挑夫/46
……
中篇
下篇
尾声/160

     “毙了这狗日的” ——哑巴被误认为是奸细 1935年6月初，四川一带下起了飘泼大雨。 长途奔波、疲倦万分的中央红军指战员高频率地抬着头，看看天空的乌云是不是散了。他们背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前面是白雪皑皑、荒无人烟的夹金山。红军指战员们看着眼前的一切，想着这几年来的风风雨雨，心中不禁隆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壮。或许，这就是战争的洗礼。 政治保卫大队的指战员跟在中央领导和红军首长们的身后，看着首长们焦虑的面孔，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们不单单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只保证首长的人生安全，还是且必须是善于察言观色的观察家，要及时从首长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了解到首长的心理动态，以便于更好地完成警卫工作。 政治保卫大队是党中央的一支贴身警卫部队，也是一支令人羡慕和充满神秘感的部队。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27年、1928年的时候。1927年10月下旬，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与会师。两支部队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为了保证军部和首长的安全，这年5月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随后，特务连随同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开赴赣南，继而挺进闽西等地。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也改称为总前委特务连。1O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12月，又改称为特务大队。1931年6月，特务大队改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大队，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局）领导。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总前委到达江西瑞金。1934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扩编为政治保卫团。在这期间，这支部队圆满完成了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古田会议）和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等重要活动警卫任务，保证了会议的圆满完成，保证了、朱德等首长的绝对安全。1934年1O月8日，中共中央向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随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风景秀丽的贵州遵义。这个月的15曰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会议的警卫工作。由于绝大多数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认真谨慎，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都是一丝不苟，不敢有丝毫马虎。政治保卫大队的官兵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在这里，政治保卫团缩编为政治保卫大队，下辖3个队。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途中，政治保卫大队战险山、斗恶水，出师黔北，二进川南，四渡赤水，南下贵阳，西入云南，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政治保卫大队的大队长才20岁不到，是个身体单瘦的小伙子。他叫吴烈。别看吴烈年纪轻轻的，还跟小孩一样，但他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警卫工作者了，并且经常出入、周恩来等人的办公场所和住处。每次吴烈到那儿汇报工作，都要留他吃饭，一块聊聊国事家事。吴烈也不客气，有什么掏心窝子的话都跟说。吴烈1915年9月出生在江西萍乡市南门外一个穷苦的村庄，1924年，年仅9岁的吴烈就进了安源路矿的电气锅炉处当童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吴烈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保卫战和护厂斗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班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队排长、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闽西独立团团长，国家政治保卫团营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等职。 6月6日这天，因为雨大，中央红军就地宿营。刚吃过早饭，年近30的江西老表、政治保卫大队三队队长石承玉向全队官兵传话：“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不能有任何松懈。”这是军队行军时的土办法，不仅可以传达消息、联络信号，还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三队每一个指战员耳里。石承玉历来作战勇敢，是大队里出了名的三不怕（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从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特务连开始，他就待在了队里，是政治保卫大队的老队员了。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干到分队长，一路上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打了几十场。好几次，在红军首长面临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