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小时候听到过的话，后来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了。九十三岁时，我在七十二行中的一行，居然得到了一项国际大奖’，也可以算是中了一次状元吧。这个“状元”怎么中的？回忆一下过去的酸甜苦辣，现在会觉得比当年更苦还是更甜呢？一般说来，痛苦已成过去，多半都会淡忘，有的甚至还会变成乐趣。1936年我十五岁，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读高中一年级，那时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北，正在进犯华北地区。为了准备抗日战争，江西全省高中一年级男学生都集中在西山万寿宫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在烈日下全副武装操练，没有自由，夜里还要起来站岗，睡眠不足，苦不堪言。西山风景虽好，但当时填了半首词，发出的却多是怨言：
南昌故园，西山古庙，
钟鼓惊梦，号角破晓。
参天松柏，垂地杨柳，
万木浴风竞自由，
望长空，
恨身无双翼，难追飞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一同接受军训的同学后来多有成就，谈起当年事来，却觉得几乎可以和西山比美了：没有当年的钟鼓惊梦、号角破晓，哪能保住今天的参天松柏和垂地杨柳呢！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到远方，又可以看到近来，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例如1938—1939年，我和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叶公超教授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时，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当时大家只觉得杨振宁好学爱提问而已，不过小事一桩。等到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我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1957年以前，物理学家都认为宇称是守恒的，他却能注意到不守恒的现象，结果得了大奖。十八年前，他发现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的用法，不就已经显示了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才能吗？这就是回忆可以起放大镜作用的一个例子。
1939—1940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二年级。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南联大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因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占领了北京(当时叫北平)和天津，三校奉命南迁长沙，后又西迁昆明，组成联大。当时清华师生约占全校一半，北大约占四成，南开约占一成。1938年迁到昆明后，教学楼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的校舍，宿舍租用昆华中学南院、北院。我大学一年级住昆华中学北院22室。杨振宁和他父亲杨武之教授一家住北院附近的文化巷11号，钱锺书教授也住在那里。就是在这一年，我见到了这两个重要的联大人。我二年级住昆华中学南院3室，就是在这间小房子里，我读到了柯尔律治的名言“散文是编排得优选的文字，诗是编排得优选的绝妙好辞”和英国《泰晤士报》登载的“面对硝烟”和“涂脂抹粉”的新闻。后来翻译《为女民兵题照》时，就用从报纸上学来的表达方式来翻译“红装”和“武装”了。不料“”期间，看见这个译文，说是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用树枝抽了我一百下，于是我就把译文改成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and not rosy-gowned。这样从字面上看更忠实于原文，而且原诗第二行的“演兵场”译成drilling ground，和“红装”(rosy-gowned)正好押韵，并且和原诗更加音似，所以后来出版时，我就改用这个意似而且音似的译文了。诞辰一百周年再版时，我认为意似不如意美重要，音似更不如音美和形美受欢迎，于是恢复了原译。原译出版之后，英国一家杂志编辑来信，认为译文极妙，甚至可以说是胜过原文。乐趣有人同享，可以倍增其乐。再想到这种译法符合柯尔律治的理论，把好看的表达方式放在优选的地方，于是在理性的乐趣上增加了感性的快乐，这是我情趣发展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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