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33辑)

本书为“近代中国”丛书之第三十三辑，具体收录了《从多边到双边：孙中山联俄外交策略新论(1917-1925)》《孙中山的莲花情结与中山人的荷花世界》《胡佛研究所藏宋庆龄与索克思往来信函译析》《渲染与管控：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耻教育及两难之境(1927-1930)》等文章。

外交与政治
从多边到双边：孙中山联俄外交策略新论(1917-1925)
进退之间：台事交涉与李鸿章的面相变化
抗战时期田赋征实政策新探
——以国民政府高层问的互动为中心
建构与转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省级卫生行政专管机关的形成
社会经济
水权与神权：清代五台山境域水利纠纷与庙宇权威
——以代州峨河为例
1920年代前后日商在华交易所考察
——以岛系上海、天津、汉口交易所为中心
从农贷竞争到农贷联合：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述论
晚清时期南方省份对西北经略的协济
——以湖北为例
转型与困境：中国近代酒精业研究
教育与体育
渲染与管控：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耻教育及两难之境(1927-1930)
南京学生生活社与国民党CC系的学运制控(1934-1937)
比附西学与立足传统：民国时期清代史学诠释的两种倾向
巅峰的写照
——从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看近代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
专题笔会：孙中山与博爱莲
孙中山与莲花
博爱莲应时而生
中山思想的具象化传承与弘扬
孙中山的莲花情结与中山人的荷花世界
札记与史料辑存
令人肃然的学术论著
——陈伟桐《谭嗣同(仁学)研究》评介
谈谈光绪十四年王韬的山东之行
——读王韬晚年信函的札
胡佛研究所藏宋庆龄与索克思往来信函译析
李鸿章佚文五篇拾补
陈宝箴集外诗文拾遗
征稿启事

     从多边到双边：孙中山联俄外交 策略新论（1917—1925） 陈丹丹李炳南 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孙中山联合苏俄，利用苏俄的经济、军事的非正式外交援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外交举措。联俄是孙中山晚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向，但此举却饱受争议，甚至形成针锋相对的观点。本文将孙中山的多边外交策略，分为左翼陆军国外交圈和右翼海军国外交圈。左翼陆军国外交圈，包括苏俄、德国等陆军弱国，构建中俄德三边外交，力求日本加入，拓展成中俄德日四边外交，也包含中俄日三边外交；右翼海军国外交圈，包括美国、英国等海军强国。其中，右翼海军强国外交简称为“强国外交”，左翼陆军弱国外交简称为“弱国外交”。孙中山的双边外交则专指中俄之间的外交关系。本文以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新联盟对象苏俄的出现，探讨孙中山联俄的起点，对孙中山联俄的过程进行分期。从多边到双边的角度，重新分析孙中山联俄外交策略。 一、新联盟对象的出现 孙中山与列宁的友谊，是双方联盟的坚定基础。孙中山关注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并将俄国视为中国的潜在盟友。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有着相近的革命奋斗目标：推翻专制，实现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孙中山坚信俄国革命成功不过是迟早问题，他的新联盟对象将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出现。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目标、任务和对孙中山的态度，决定了她将成为孙中山的新联盟对象。苏俄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哲学基础建筑在唯物史观上。苏俄的目标是将这种“模范国家”推广，扩大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阵营。苏俄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苏俄同情孙中山的革命，并愿意给予孙中山一定援助。孙中山准备实施联俄政策，“急转之下，掉头迎向苏俄，联好列宁，寄予优选希望”。 孙中山认为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苏俄革命可以救中国危亡，并成为将来中国革命模范。孙中山想要通过邻近俄境的中国西北，打破广州与莫斯科的地理障碍，建立起与苏俄的直接联系，使苏俄成为中国统一、独立革命进程中的有力盟友。1918年1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宴会中发言，“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同年3月13日，孙中山提醒重庆总司令代省长黄复生，“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1919年6月，孙中山提出具体的联俄西北军事计划，“1．利用苏俄援助，招募旅俄华侨，在西伯利亚为孙中山编练军队。2．待到时机成熟，就由苏俄帮助，派这支军队从北方南下，孙中山则从南方北上，合击北京政府”。1920年9月8日，在《批章昙欲经营西北以联俄函》中，孙中山对其通过经营西北联络苏俄的建议予以肯定，“酌答奖励”。且据1920年9月15日《兴华》报纸所载，“孙中山确与列宁有所接洽。现其计划将会师武汉以为根据。再以余力扩张西北，以与俄境勾通”。可见，孙中山对西北的筹划与其联俄政策密切相关。 二、联俄的起点 十月革命后，建立在孙中山与列宁革命友谊上的联盟计划逐步开展。但由于双方政府均不稳固，交通远隔，信息不能及时传递，帝国主义国家和北洋政府等因素交困影响，联俄进行得异常缓慢。此时孙中山的联俄处于多边的联俄中，孙中山外交策略的重心是筹划中俄德三边关系。此时孙中山的外交策略是：以“弱国外交”的“王道”抵抗“强国外交”的“霸道”，即联合对“霸道”强国不满的陆军弱国与帝国主义海军强国相抗衡。苏俄新生政权不稳固，德国在“一战”中重创，俄德俱是弱国。因而孙中山不断加强与苏俄的联系，并争取德国的加入。 1918年夏，孙中山在《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中表明中俄两党合作的意愿，“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斗争共同斗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进而提出，“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孙中山与契切林互相表明联合意愿，达成共识，这主要是由于苏维埃政府与孙中山南方政府同处危机，产生联合需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陷入帝国主义的包围干涉和本国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叛乱中，为对内平反叛乱、对外得到国际承认，苏俄决定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组成一个新的反帝战线。孙中山也需要获得更多的援助，以便重新掌握并维持南方政府稳定以及实现全国统一。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