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评传 中国近代法学家群体的一个缩影

中华法系的解体与现代化，与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的法学家群体密切相关，这个群体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力军，杨兆龙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现代中国的法意，迁延不息，一脉流转，恰因为他们用性命托付。

杨兆龙堪称近代有名的法学家，他精通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法系。他通晓英、法、德、意、俄等八国外语，是《联合国宪章》的中译者。他从事过法学教授、法官、律师、立法者、检察官、司法行政官员等众多法律职业，既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力，又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曾草拟中华民国《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并曾当选中国刑法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还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杨兆龙是近代少有的既为民国法制进步做过积极的工作，又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过重大贡献的进步人士。他亲自主持了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证收集工作，为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他受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托，为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政治犯”，担任了民国政府末任高检察长，并利用这一职务释放了万余名关在监狱的共产党“政治犯”。杨兆龙是中国近代法学家的一个缩影，是中国近代法制史难以缺少的一章。作者曾是杨兆龙的女婿陆锦璧教授的同事，和杨兆龙的女儿杨黎明长期为邻，多次采访杨兆龙的两个儿子杨任远、杨定亚，收集并获赠大量有关杨兆龙的第一手资料，历经三十个寒暑，终于完成这部书稿。这将是国内第一部杨兆龙传记。

郝铁川，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成就体现在法史学、宪法学、法理学等，出版有《秩序与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报告》、《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法治》、《论法治——中国依法治国的难点、重点和特点》等著作。

引言·杨兆龙一生的心路历程
第一章释放“政治犯”
第二章呼吁土改立法
第三章杨兆龙与思想改造运动、司法改革运动和院系调整
第四章杨兆龙与1955年“肃反”
第五章最快乐的时光：1956年
第六章在1957年上半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
第七章反右派斗争中对杨兆龙的揭发与批判
第八章经历人生至暗时刻
第九章艰难的改正
第十章杨兆龙的学术思想
第十一章杨兆龙和他的妻子沙溯因
第十二章杨兆龙和他的儿女们
第十三章杨兆龙和他的师友们
第十四章杨兆龙晚年悲剧的原因
杨兆龙年谱
后记

     第一章 释放“政治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国统区，人们何时普遍地认定国民党政权气数已尽、共产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笔者经过采访众多当事人和翻阅有关资料，发现是在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的淮海战役之后。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优选、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淮海战役的失利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淮河以北接近被解放，淮河以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解放军已直逼长江，长江以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民党军控制下，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不错大的徐州集团、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危在旦夕，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些集团都已构不成主力集团。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上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力争斗趋于白热化。鉴于对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白崇禧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同时，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被分批运往台湾。 此时．杨兆龙还担任着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但他早已意识到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他在1976年的《自传》中说：“一九四七年，我赴欧美考察司法及法律制度．并出席国际刑法会议及国际统一刑法会议，并在美国数大学讲学，一九四七年年底回国。当时白以为可以对腐败的旧中国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实际上接近是不可能的。形势发展极快，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趋不稳。一九四八年，各重要城市均成立由军法人员组成的特别法庭。我曾于四八年夏秋视察华东各地之司法机关，亲眼看见以前旧军法裁判之‘犯人’满身伤痕，其中有成残废者。遂深悉军法特别法庭‘裁判’之残忍。因此，遂向伪立法院秘密建议取消特种刑事法庭，伪立法院中也有支持我的人，我多方努力，终将取消特刑庭的法案通过。同年．军统人员在司法行政部内另设一特种刑事司，并由一特务任特种刑事司司长，我当即坚持反对，又向伪立法院提出建议，否决此种机构。结果，否决案被通过，该特务司长离职。” 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