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山本照相馆 日本摄影师和他镜头下的近代中国

本书的主人公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名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讃七郎（1855-1943），他不仅是闻名于世的那帧慈禧太后龙椅坐像照片的拍摄者，也因其20世纪初在北京经营“山本照相馆”之故，拍摄了大量中国的寺庙、石窟、宫殿、陵墓、古街、市场等照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后，山本照相馆多次前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实地拍摄，并参与关野贞等人开展的中国建筑调查活动，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本书作者日向康三郎先生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和考证，完成了对山本讃七郎及山本照相馆的历史考察，本书不仅是对于日本摄影史的补充，也可以从中一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此外，由于本书涉及的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社会，还涉及到20世纪初的摄影技术，译者还为相关人物、事件、制度、风俗等内容附上了注释，这对于不熟谙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文化、日本风俗以及摄影技术的读者，可以提供一个阅读的便利。

序
卷首语
第一章明治的写真师-山本讃七郎
安政二年，出生于备中之梶江村
明治元年，最初的摄影体验
明治七年夏，寄宿林董宅
芝区日影町写真馆的开业
出入宫内省诸寮摄影
与写真大鳄鹿嶋清兵卫之间的交往
山本写真场的西洋风格改建
议会的第一、第二次临时议事堂摄影
在第三次内国劝业博览大会上展出作品
写真版权登记申请（中村福助之写真）
加入"日本写真会"
加入"大日本写真品评会"
"大日本写真品评会"与陆地测量部
为日本天皇大婚二十五周年纪念庆典
呈献写真相册
山本讃七郎来到中国
第二章北京山本照相馆的经昔活动
东安门外霞公府路南
义和团运动中的山本讃七郎
……

     第一章 明治的写真师——山本讃七郎 暂且不说明治、大正时代，就是在今天的摄影业界内，一听到山本讃七郎之名就能知道他是昔日写真师的当代摄影师，恐怕也不多。因为“写真师”一词已经消亡。不过阅览绦田矿造的《明治百话》，可知在当时一般的普通人对此都有所耳闻。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字，还在刚刚二十出头的时候。有一位亲戚在浏览了一份叫作《生活手账》杂志上的文章之后，打电话给笔者的母亲。因为家中也订了该杂志，发现该文章牵涉到了家族中的某个人，此事至今记忆犹新。那篇文章就是小川量平所写的《北京笼城日记》。文章中记载了讃七郎的名字，登载了他拍摄的照片。这件事只不过是一时性的话题，转瞬即逝。 这以后，手边虽然有不少摄影集以及摄影相关的图书资料，却接近没有再出现这个名字，山本讃七郎这个人物多半不是什么专业摄影师吧……笔者自以为是地揣测。这样又过去很多时日。某日，去大商场的旧书市场物色古书，心中并没有存多大期待地随手翻翻，翻阅到了手边的一本摄影集。书中清清楚楚地印有明治写真师们的名字、履历和头像。笔者正想着会不会有讃七郎的时候，啊!这里不是有登载么!只不过遗憾的是，那本集子中没有刊载讃七郎的头像。摄影集的名字叫作《明治的横滨·东京》。从最初知道讃七郎之名，到此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用赘言，当即就将这本摄影集“确保”为己有。这一偶遇，成为笔者调查写真师讃七郎的契机。 “营业写真师”这一职业，在幕府末年几乎同时出现在日本的东部、西部。日本最早的摄影场“全乐堂”开业于文久元年(1 861)末，由下冈莲杖开在横滨的野毛大街。半年后上野彦马就在长崎的中岛建了“上野写真摄影处”。后来，菊七郎在“大日本写真品评会”的常会上，于大御所里遇见了下冈莲杖。明治二十九年(1896)．莲杖七十三岁、讃七郎四十二岁。翌年，四十三岁的讃七郎启程赴中国的北京。 安政二年，出生于备中之梶江村 现在冈山县西南部，与广岛县福山市接邻处有一街，叫作芳井町。若以旅游观光笔触描述，沿着小田川河，这里是一处叫作天神峡的风景胜地，有传说是雪舟=安息之地的重玄寺遗址。这里也是大正六年(1917)在上海开设书店、大文豪鲁迅的挚友、舍命庇护鲁迅而被国民党政府追击的内山完造(在二战前后，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后来在北京亡故)的出生地。这个芳井町的最南边区域叫“梶江”，在安政时期属于后月郡梶江村。如今要标示地址的话应该写成井原市芳井町棍江。 山本讃七郎作为其父亲山本实太郎、母亲林的第五子，于安政二年(1855)七月十二日降生在梶江六十九号的府邸。讃七郎出生的时候，日本正处在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之中。在这前一年，佩里舰队第二次闯入日本，在横滨村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年末，日本各地发生了大地震。到了安政二年，江户又遭遇了大地震，史称“安政大地震”。而佩里再度抵达日本，发生了在日本摄影目前应该特书一笔的“事件”。在佩里的舰队里有画家兼摄影师同行，他们在下田的大安寺中搭建了临时的摄影场，用达盖雷奥摄影法(即银版摄影法)给日本人拍了照片。(参见《佩里日本远征记》及其他) 此处暂且搁置讃七郎的事情。笔者并非像讲故事那样有意埋下伏笔，只为了陈述的方便，先讲述一下其叔父山本吾一。 讃七郎出生的那一年，有一位在樱溪塾的家塾中学习汉文、汉籍的叔父，他就是已经二十岁的吾一。家塾的先生叫阪谷朗庐㈩]，曾经在古贺侗庵师从大阪的大盐平八郎和江户的昌谷精溪学习，又为了求两洋之学去了大阪。后来由于母亲患病而回归乡里，经人劝说开设了家塾。此时的朗庐是一位声望高扬的人物，据说诸藩的招请邀聘络绎不绝。明治以后阪谷加入了明六社，还发表了许多论文。樱溪塾的旁边有一个築濑村，出村穿过横跨在小田川河的楗江桥，大约穿过十二三个街区，就是樱溪塾了。朗庐于嘉永四年(1851)开设私塾。假如吾一在私塾开建之初就入学的话，从十六岁算起，那么安政二年就是第五年了。两年后，他就开始了在江户的游学。因此推算，吾一有七年汉籍学习的经历。吾一江户游学的目的是学习“兰方”，即所谓荷兰派医学。由此想来，他在汉文、汉籍学习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一定还接触了荷兰语、舍密学(化学)基础等。笔者好奇他也许还学习了“兰学”医方。因为梶江村和篥濑村出了不少举世闻名的“兰方”医者，如築濑村的山鸣大年、绪方研堂(大户郁藏)，梶江村的小田春斋。 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