菰蒲深处说汪老

《菰蒲深处说汪老》为作者金实秋回忆汪曾祺的作品合集。分为四类：一、回忆，即与汪先生交往的一些回忆及怀念。二、补说，即当时未见有人论述或很少有文涉及的。三、争鸣，即其时与他人见解不一、看法相异的。四、资料，即采撷于书刊报网中的相关资讯，可供学界参考、研究的。本书专注于挖掘汪曾祺的个人性情与趣味，从汪曾祺的才艺与知识中，钩沉汪曾祺身上的中国文人精神。

金实秋，1945年生，江苏高邮人。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等职。退休后曾为汪曾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秘书长等。已出版《文坛管见》《秦观研究资料》《郑板桥与佛教禅宗》《佛教名胜楹联》《汪曾祺诗联品读》等。

序：只因菰蒲写本事
文学目前的遗憾
——汪曾祺与《汉武帝》之始末
禅风禅韵
——汪曾祺佛教机缘漫议
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天鵝之死》别议
浅读汪曾棋的诗论
说诗之炼字
说诗中之"梦"字
说数字入诗
散论汪曾祺与楹联
才子性情诗人本色
——读汪曾祺画跋札记
略说汪曾祺为三位书画家写的序文
……

     文学目前的遗憾 ——汪曾祺与《汉武帝》之始末 汪曾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两个笔墨官司与他相关——一个是在世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一个是去世后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两个官司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一个是真官司，后一个是笔者借用这两个字而已。前一个官司涉及的署名权与稿酬等问题，更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在社会上风风雨雨、沸沸扬扬，所幸的是，虽经周折但终就达成一致意见了。与前一个官司相比，后一个官司既与实际利益无关，其影响也仅限于文学圈子内，媒体也几乎未介入。然而，所不同的是，汪老已经去世十五周年了，这个官司依然悬而未决。 我认为，后一个官司也应当厘清，也应当有个合乎事实的结论，不仅对读者、对社会有个交代，而且这对于我们认识和汪曾祺也当不无裨益。汪老生前，笔者曾两次与汪老谈到过《汉武帝》，新近又从汪老子女处获悉到一些新资料，我觉得，此文可能为第二个笔墨官司画句号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京剧与小说 汪曾祺要写《汉武帝》，一开始并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剧。根据汪朗的回忆，汪曾祺在1978年后曾“打算写几个剧本，一个《汉武帝》，一个《荆轲》。为此，他把《史记》《汉书》仔细看了一遍，并整理了许多卡片。”（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以下简称为《老头儿汪曾祺》）汪曾祺在1983年9月8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也说：“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武帝的材料。”（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汪老在北京京剧院的同事梁清濂的回忆也说得很清楚：“那时，他（指汪曾祺）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陈徒手《汪曾祺的十年》）我以为，这里所说的《汉武帝》也是指的剧本。因为，七十年代后期，他尚未有小说发表，头脑里和实际工作中考虑的与接触的基本上是戏，况且还是处于接受审查这个特殊阶段呢。 在《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一文中，汪曾祺于论及传统等剧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时说：“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就相当复杂。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盖了一座宫叫‘思子宫’，一个人坐在里面想儿子。”。 在《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一文中，汪曾祺又一次谈到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他宠任江充，相信巫蛊，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立他的儿子为太子，但却把钩代夫人杀了，‘立其子而杀其母’。 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 这两篇评论传统京剧的论文中都谈到了《汉武帝》，可见，剧本《汉武帝》在他脑海中盘旋了好长时间的，至少在七十年代末，他想写的是京剧剧本《汉武帝》而非历史小说《汉武帝》，因为，尚未发现在此之前他要写历史小说《汉武帝》的任何资料。 既然最初汪曾祺是打算写剧本的，而且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他对写剧本已经越来越厌倦了。他认为：“大部分剧种（昆剧、川剧除外）都不重视剧本的文学性。导演、演员可以随意改动剧本。《范进中举》《小翠》《擂鼓战金山》都演出过，也都被修改过。《裘盛戎》彩排过，被改得一塌糊涂。”（《汪曾祺全集》第六卷）汪夫子来气是事出有因，理所当然的。因为汪曾祺一贯重视戏剧的文学性，并主张戏剧必须改革，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他“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然而，汪曾祺剧本的命运并不佳，尤其是汪曾祺认为，“被改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正是他的一些得意的地方，也是突破陈规的地方。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