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留下的

埃莱娜·费兰特，目前意大利*受欢迎也*神秘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是谜。 埃莱娜·费兰特1992年发表*部长篇小说《讨厌的爱》，很快引起关注，1995年就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拍摄为同名影片；此后她相继出版小说《被抛弃的日子》(2002)、《迷失的女儿》（2006）、《夜晚的沙滩》（2007）和散文、访谈集《不确定的碎片》（2003）。 2011年至2014年，埃莱娜·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 “那不勒斯四部曲”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费兰特热”，千万读者为书中对女性友谊靠前真实、尖锐、毫不粉饰的描述所打动。虽然作者从未公开其性别，但媒体和评论家从其“自传性”色彩强烈的写作中判断其为女性。2015年，埃莱娜·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具影响力的100位艺术家”。 两个女人 50年的友谊和战争 那不勒斯四部曲NO.3 靠前近千万册 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 “我希望她在场，这是我写作的目的。” 《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 后续， 意大利神秘的作家费兰特（Elena Ferrante） 探索中年的虚无、困惑、野心和近乎残暴的爱

《离开的留下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是埃莱娜·费兰特所著的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部，聚焦“我”（埃莱娜）和莉拉躁动、紧密相依的中年。“我”在未婚夫彼得罗一家人的帮助下，出版了首本小说，享受着成功的喜悦，而留在那不勒斯的莉拉却身陷贫困而卑贱的工厂生活。“我”像个骑士一样，再度介入莉拉的生活，并动用丈夫一家人的关系，让莉拉和恩佐的生活有了转机——他们成了那不勒斯地区最早学习、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他们顽强、坚韧的学习能力让他们开始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和莉拉之间再次胜负难辨。婚后的“我”开始面临自己的创作危机，而平静的、中产阶级式的婚姻也令“我”疲惫不堪。对社会变革颇为冷淡的彼得罗希望“我”放弃作家的身份，而“我”在扮演“母亲”、“妻子”这些角色时，总是避免不了内心的分裂、紧张。莉拉对“我”的新作品的指责更是让我产生的自我怀疑：我接受的教育和拥有的知识是否只是让我的作品徒有其表，没有真正的思想，也永远无法拥有莉拉近乎粗野的表达中那些令人不安的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丈夫突然将尼诺带回了家……

人物表
中年

     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二〇〇五年冬天，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有很多年，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我记得，她嘴里哼唱着什么，跟别人打招呼，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偶尔有几次，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那些年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有些事非常可怕，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无论如何，我依然很爱她，每次到那不勒斯，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尽管，我不得不说，我有点儿害怕她。我们两个人都老了，她变化很大，我不停地发胖，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她留着短发，是她自己剪的，头发已经雪白了，她并非特意要这样，而是不在意这些。她脸上皱纹很多，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声音有些刺耳，说话时声音太大。她不停地做手势，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街道、路人，还有我切成两半。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对她大声喊道：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小花园，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那女人侧身躺着，非常肥胖，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样式过时的风衣。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吉耀拉·斯帕纽洛，她是米凯莱·索拉拉的前妻，我却没认出来。 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脚踝变得很肥大，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火红色，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但非常稀疏，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是低跟的，很破旧；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大脚趾破了一个洞，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鞋子从脚上滑落了。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 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么死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去了莉拉家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房子很小，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了她。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总之，没什么好话。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还有那稀疏的长发，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候是因为疾病，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都有些倦怠，不想收拾桌子，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又出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老了，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大路、隧道黑漆漆的入口，以及那里的暴力，一切都没变。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单，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凿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这楼多高啊！”我对莉拉、卡门、帕斯卡莱、艾达和安东尼奥说，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走在富人区边上。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交通越来越混乱，路上坑坑洼洼，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下水道往外冒脏水，流得到处都是。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非常不结实。脏水、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因为腐败、欺压而死去，但每一次选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