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精粹 往事回首

《百年潮》杂志改制已有几个年头，在秉承原有风格特点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突破，刊发了一批既有史料价值，又鲜为人知的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百年潮精粹·往事回首》从这些文中精选出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果的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文章20余篇集结成册，那些中共党目前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如同记录时代风云的黄钟大吕，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抚摸到历史的痕迹，展望到光辉的前景。《百年潮精粹·往事回首》收录改革开放新时期文章为主要内容。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的主旋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的实践逐步展开，全面深入，成果累累。本书所收录的农业改革、新闻出版体制改革、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新华社内部机制改革等文章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百年潮精粹·往事回首》还收录了几篇通过个人经历反映某个历史时期重要事件的回忆文章。如齐心同志回忆了参加革命的经历和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陈春森回忆了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办《晋察冀日报》的艰苦经历：张书全回忆了珍宝岛战斗的细节。《百年潮精粹·往事回首》坚持“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的特点，所收文章史料丰富、平实可读、感情真挚。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激励我们奋进搏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七十年
1994年财税改革的历程和经验
北京电视台早期的电视剧创作和引进
审计署成立初期几项重要工作的回顾
与《组工通讯》
我在珍宝岛的六十三个日夜
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挑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决策的经过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的回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六次中国行
国有银行改革历程回顾
回忆毛主席首次来杭州时的警卫工作
海湾战争前夕随钱其琛出访中东四国
2000-2008年新华社改革发展之路
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忆我在太行抗日前线抗大的战斗生活
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新闻出版强国
《晋察冀日报》的游击办报岁月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专利法的创制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
众位核物理学者谈于敏
后记

     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七十年 何康 何康，福建福州人。农学家，农业管理专家。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任农林部副部长。1979年2月至1982年5月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4月起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兼)，中国科协副主席。1988年4月至1990年6月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0年至1996年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走上学习农学之路 我和农业结下不解之缘，既来源于家庭的培育和影响，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指引教导的结果。 我的父亲何遂一生爱国勤学。他生于1888年，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是北洋第六镇(师)统制(师长)吴禄贞的亲信参谋。吴是北方革命党的灵魂人物，袁世凯派刺客把他刺杀在石家庄。我父亲听见枪声第一个冲到现场，吴的人头已经没有了。他率领第六镇革命官兵愤举义旗，被推举为“燕军大都督”。因为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在北方反对袁世凯称帝，袁死后，黎元洪大总统派他赴欧美参观世界大战，从28岁到30岁，他到过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1921年他出版了专著《参观欧洲大战记》，疾呼打开国门，向西方优选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浓郁爱国思想，又比较宽松民主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担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的“代校务”(代理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天天带我坐小汽艇去上班。他主持修建孙总理纪念碑，我亲眼见他用面盆盛满墨汁，把纸铺在地上，用扫帚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七个大字。这七字总理遗训至今留在黄埔校园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上小学时，父亲在西安当十七路军杨虎城的总参议。总参议是闲差，父亲的精力都放在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的古城墙远眺，踏访长陵、乾陵，还攀登了终南山。我不但会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的诗句，而且面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广袤苍茫大地，从心底里升腾起对祖国的热爱。 家庭对我的教育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是“民贵”思想，一是“农本”思想。父亲给我讲解过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给我说过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论断。他很欣赏晁错，认为《论贵粟疏》是治国之良方。所以我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中国是个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农业发达了，人民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家庭也给我们兄弟提供了接触共产党高层的机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力主抗日，他与朱庆澜(朱子桥)将军一起组建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还请缨杀敌，当了由退入关内的义勇军为主力的55军军长。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他便与到达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建立了联系。叶剑英和我父亲是很谈得来的，他也关注了我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何世庸就是由叶剑英拉着手交给第一战区政训处处长李世璋，从而到前线去的。我的两个哥哥都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去了延安，我也于1939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叶剑英把我们兄弟三人党的关系都转到南方局，由他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 1941年初，因父亲兼任(父亲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举家迁往广西。我当时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一年级，组织上同意我随家迁桂。行前的一个晚上，我特地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去见了董老。董老是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他竟像慈祥的长辈那样单独和我这个小青年促膝长谈。他告诉我，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和延安的电讯联系受到严密监控，希望通过广西进行弥补；而且我党也需要加强对桂系的工作，他说广西方面将由李晓亚(李亚群)和我们联系。他指示我要在这个“长期隐蔽”的时期，“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点儿有用的知识，将来会有用的。董老问我选修什么专业，我说政治经济系。董老说，现在学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亚当·斯密那一套，将来恐怕用不上，不如学一门与民生有关的科学技术，比如农学，将来建设国家更有用处。70多年过去了，董老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中，董老亲自为我写了有力的证明，解我于困境。革命前辈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