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灯下的流年

中国学问如浩瀚长河，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需要一代一代的学人不懈追求。《书灯下的流年》收录作者历年来创作的读书随笔。这些文章，体现作者独到的阅读和品书心得，有的是关于作家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有知识性、文化性和艺术性；有的是对作家思想的阐述和评品。作者文笔细腻，笔端带情，有见解，有论述，有观点，也有点书卷气，让人读后会有所启迪，或在性情上能引起共鸣，甚至能引发一段史实或一种知识的联想。

卷上·流年书影中
002/俞平伯和叶圣陶
017/我始识君歇浦旁
——朱自清和叶圣陶定交于中国公学
025/击桨联床共曦月
——叶圣陶和朱自清在浙江一师
033/"徘徊悲哀"和"挣扎向前"
——朱自清、俞平伯关于《毁灭》的讨论
043/一篇《"义战"》引发的感怀
053/朱自清在台州
063/雷峰塔的倒塌
071/白采和朱自清
079/柳无忌和朱自清的异国友情
086/南岳山中
098/朱自清、叶圣陶相会在成都
108/俞平伯的秋荔亭
卷下·南窗书灯下
……
224/编后记

     俞平伯和叶圣陶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许多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气息相通的文化人，在多年的文事交往中，成了好朋友。比如以沈雁冰、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同仁，比如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人，也比如巴金和沈从文、曹禺等人，他们不仅是朋友，许多文学观、思想观也是相近的，至少能够互相理解。巴金在《怀念从文》中说：“我和从文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他们二人从一相识，就惺惺相惜，“谈得很融洽”，成了朋友。吃完饭的当天，巴金还到沈从文所住的一品香旅社坐了一会儿，并陪沈从文到巴金认识的一个出版家那里卖了一部小说稿子，“就是那本《虎雏》”。此后，他们虽历经各种磨难，依然成为一辈子的好友。 因性格和志趣相投成为终生好友的还有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人，他们的交往也堪称楷模。俞、朱、叶，包括王伯祥、夏丏尊、顾颉刚、丰子恺等人形成的群体，大都性情平和、温厚、笃实，做事踏实、勤奋、认真，不以投机奸巧取胜，所以友谊能够贯穿很久。 俞平伯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于1917年9月与顾颉刚相识的。在1920年9月间，又和朱自清在杭州一师相识。朱自清和叶圣陶相识是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时间是1921年7月。而叶圣陶和顾颉刚、王伯祥等人早在苏州小学读书时就是同学。顾颉刚在北大求学时，叶圣陶帮顾颉刚收集过童谣，而顾颉刚还介绍叶圣陶在《新潮》上发表小说。俞平伯应该在这时候就知道叶圣陶的大名了，毕竟俞平伯是“新潮社”的骨干成员，想必也读过叶圣陶的小说和其他文章。 俞平伯和叶圣陶虽都是苏州人，但由于求学路径不同，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见面相识。那么，具体是哪年哪月呢？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1921年夏天二人的生活轨迹：1921年7月12日，俞平伯从北京到上海，在上海勾留的时候，对上海的种种现象产生了厌恶感，觉得这是一个堕落的社会，深感痛苦和失望，接近打破了他少年记忆里对上海的好印象。俞平伯曾在1911年因躲避战乱，和家人来上海小住，先随外祖父住在导达里，后又住舢板厂小楼，前后一年有余。少年记忆里的上海，自然和青年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俞平伯以读书学习为主，古文、数学、英语各科都学，还要填词作赋，偶尔随大人出去玩玩，满眼都是好奇，满眼都是景色。加上清王朝刚刚覆灭，新事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自然觉得好了。多年后他作了几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从此神州事事新，再无皇帝管平民。”“烦恼青丝今尽剪，光头吃肉最逍遥。”后来他也数次来过上海，或转道，或访友，都是匆匆过客。比如1920年年初他去英国留学时，便是从上海登的船，还写一篇《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发表在《新潮》上。当然，这篇“感想”不是对上海的感想，而是在上海候船时对“五四”以来各种“新运动”的感想。俞平伯从英国回来也是取道上海登陆回杭州的。在杭州闲住的几个月中，也数次去上海，比如1920年8月3日去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访老师陈独秀，10月2日去上海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馆取书，等等。俞平伯多次的上海之行，为什么独独1921年7月12日的这次上海之行的所见所闻改变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呢？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找一找这种变化的来龙去脉。 在这短短一年里（1920年夏至1921年夏），俞平伯照例是新诗、旧诗双管齐下，随笔、文论时有发表，如新诗《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送缉斋》《潮歌》《题在绍兴柯岩照的相片》《乐观》《无名的哀诗》《腊梅和山茶》《太湖放歌》《哭声》《黄鹄》《风尘》《春里人的寂寥》等二三十首，旧诗有《游皋亭山杂诗》六首，文论有《做诗的一点经验》《现行婚制底片面批评》《诗底自由和普遍》《重来者底悲哀》《秋蝉的辩解》等多篇。这些新诗和文论大都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和《新潮》上，不仅大大提升了俞平伯的知名度，也同时增加了他的责任感。有些诗文锋芒毕露，比如新诗《俳谐愤言》和随笔《重来者底悲哀》。前者揭露统治者杀人分赃、作恶多端而又口称“博施慈善、高谈道德、掩人之耳、蔽人之目”的伪善嘴脸；后者抒发了重来北京后对社会生活的不满。他分析说：“我们处置现今中国社会问题底方法‘途辙’，决不能整抄别人的文章来算自己的。”认为知识的缺乏，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流行病，他呼吁，“路程无论如何困难，代价无论如何巨大，我总觉得社会改造底事业不可再缓了”。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