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我待 追踪致命病毒的精彩人生

彼得·皮奥特是一位正直、纯良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绝望的临床医生和沮丧的官僚斗士。

本书不是自传，更不是引用数百篇文献的博士论文，而是科学家赌上性命的冒险故事。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作者皮奥特走上了一条常人无法想象的道路——追踪未知病毒。在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发现“埃博拉病毒病”和“艾滋病”的特殊历史见证人。作者挑选了冒险旅途中诸多精彩的片段，向读者展示了在科学家、政治家和成千上万人的努力下，艾滋病疫情形势发生的巨变，展示了6000多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境遇，让更多人认识到科学具有无限潜力，必将打破现实的局限。

彼得·皮奥特，一生致力于埃博拉和艾滋病等病毒的研究。1976年，皮奥特在刚果（金）进行研究时，最早和同事在埃博拉河中发现了埃博拉病毒，因此被称为“埃博拉之父”。他在1995年到2008年间曾担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秘书长，作为全球对抗艾滋病斗争的领导者，为艾滋病毒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PART1第一部分
第1章装满病毒的蓝色瓶
第2章如愿以偿的冒险
第3章亚布库考察团
第4章埃博拉
第5章一场虚惊与直升机
第6章大团队
PART2第二部分
第7章埃博拉、性行为与病毒的传播
第8章留美与归国
第9章内罗毕
PART3第三部分
第10章一种新的流行病
第11章艾滋病计划
第12章重回亚布库
第13章揭秘流行病
第14章领导更替
PART4第四部分
第15章一位国际官吏
第16章水中鲨鱼
第17章获取正确的基础数据
第18章来自变色龙的启示——杰出联盟的联合阵线
第19章尖峰时刻
第20章生命的价值
第21章艾滋病专项基金
第22章未完成的议程
后记
致谢

     第1章 装满病毒的蓝色瓶 1976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我所在的微生物实验室的导师收到通知，一个特殊的包裹正从扎伊尔①(Zaire)运到这里。这个包裹从金沙萨(Kinshasa，扎伊尔首都)起飞，装有非同寻常的流行病的血液样本。这一流行病似乎正沿着刚果河流域，引发遥远的赤道省(Equateur)地区的混乱。 2年前，我来到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市(Antwerp)的一个实验室，从事初级工作。迄今为止，我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有时，我们会拿到一些奇怪的体液样本，然后努力弄清样本是什么。我们实验室具有诊断备类病毒的资质，包括虫媒病毒中的黄热病毒。目前初步认为这次流行病是“伴有出血症状的黄热病”。 我从未真正处理过任何可疑的黄热病样本。我们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远至赤道附近的扎伊尔样本。然而很明显，这次的样本非比寻常，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几个比利时修女虽然接种的疫苗绝对没有过期，但是她们还是死于这种疾病。 第二天，也就是9月29日，包裹到了。这是一个廉价的、闪闪发亮的、蓝色塑料保温瓶。我同吉多·范·德·格伦(Guido Van Der Groen)和勒内·德尔加迪略(Rene Delgadillo)一起将包裹放到实验台上打开。吉多·范·德·格伦是一个有些害羞又幽默的比利时老乡，大概30岁，比我年长几岁。勒内·德尔加迪略是一位来自玻利维亚的博士后。如今，每次回想当时的情景，我都会后怕。当然，我们都戴着乳胶手套——老板坚持要求我们在实验室佩戴手套。除此以外，没有实验服也没有口罩，更没有其他防护措施。 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时所处的情况有多么危险。只用一个简易的保温瓶运输这些血液样本，而没有其他任伺防护措施，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或许是因为当时世界环境还相对简单、纯净，也或许这就是一次极其鲁莽的行为。 拧开保温瓶，我们发现瓶里的冰融化了一半。很显然，温度没有一直维持在零度以下。保温瓶本身也遭受多次撞击。其中一只样品管保存完好，另一只已经碎掉了，里面的致命成分已经和冰水混合在一起。瓶里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因为浸了水而变得字迹模糊。 雅克·库尔泰耶(Jacques Courteille)博士是一名内科医生，比利时人，在金沙萨的恩加利埃马诊所(Clinique Ngaliema)工作。便条就是他写的，他说保温瓶里有2管样品，每管含有5ml凝血后的血液样本。这些样本取自一位弗拉芒修女。这位修女身患未知的传染病，可能是黄热病，并且已经病危，无法撤离出扎伊尔。 当时的我，就像身处传染病的迷宫一样，仍在苦寻出路。这个样品让我心跳加速。我在位于荷兰和法国之间的弗兰德(Flanders)长大，弗兰德是平坦的海岸平原上的一个村庄。那时，我经常沉浸在远方的异国冒险故事里，比如《丁丁历险记》的连载漫画。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拍摄的电影使得有着一小撮卷发的比利时小男孩丁丁和他的狗闻名世界；卡尔·梅(Karl May)的以美国远西部为背景的异彩纷呈的大冒险系列故事；还有朱尔·凡尔纳(Jules Verne)活灵活现的科学幻想系列。我贪婪地阅读着19世纪伟大探险家们的传记，例如探索非洲的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gon Stanley)，19世纪60年代带领骆驼探险队横穿澳大利亚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urke)，赶赴非洲大湖区探寻尼罗河源头的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和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 童年时的我有些孤僻。我生活在一个被称为凯尔伯根(Keerhergen)的小农村，有关这个村庄的记载最早见于1036年。虽然这里的人都讲着弗拉芒方言，但是父母坚持要求我们在家要讲标准的荷兰语——弗拉芒人眼中这是“文明的荷兰人的普遍标志”。父亲是弗拉芒民族主义坚定的拥护者，他认为放任不同方言的发展会分裂弗拉芒民族，阻碍弗拉芒的复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一样精明。自1830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被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主宰着。只有极少数人从小就讲标准的荷兰语，这些语言仅是书面用语和官方用语，只在学校使用。这虽然有利于我学业进步，但也意味着我和兄弟姐妹在成长中与同龄人格格不入。 我经常独自从凯尔伯根骑行3英里到特雷梅洛(Tremelo)，那里有一个由农场改建而成的带绿色百叶窗的白色L形小博物馆，同时也是天主教传教士达米安神父(Fathex Damien)的出生地。19世纪，达米安神父在夏威夷岛上照顾麻风病患者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使得这个小镇闻名遐迩。当时，人们认为麻风病传染性极强，并且无法治愈。成千上万的患有麻风病的夏威夷人被转移到莫洛凯岛(Molokai)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半岛上，他们在肮脏和痛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达米安神父自告奋勇地去岛上照顾麻风病患者，尽管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但是他义无反顾，最终也死于麻风病，去世前达米安神父送回了数百件的手工制品和照片。我在很多个寒冷的下午，听着窗外蒙蒙细雨敲打着田野，凝视着照片上麻风病患者变形的脸、双脚和双手。我为他们受到的排挤和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