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翻译
（一）
篇幅所限，只得开门见山。斗胆直言一句：笔者以为，文学，乃是不可翻译的东西。
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故，且容笔者先拉来几位“外援”，亦即日人所说的“助っ人”（suketto）来“助太刀”（sukedachi）。
想推荐阅读者诸贤亦有所知，在西洋有一本“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英译《圣经》煞是有名，自打问世之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被奉为圭臬，它就是由英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钦定、于1611 年正式推出的Holy Bible 的标准版本——无独有偶，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翻译作品的首次大规模登场，好像也是出现在宗教的地平线之上的，其契机便是佛经的汉译。东西方不谋而合，相映成趣——在这个钦定本标准英译《圣经》的“译者寄言读者”（“The Translators to the Reader”）中，它的译者们将这样的溢美之词奉献给了翻译，道是：
Translation it is that openeth the window, to let in the light; that breacketh the shell, that we may eat the kernel; that putteth aside the curtain, that we may look into the most holy place; that removeth the cover of the well, that we may come by the water.
翻译，它就是那样一种东西：它开启窗户，让光明进来；它打破硬壳，于是我们可以吃到果仁；它拉开帘幕，于是我们可以窥见至为神圣的场所；它揭开井盖，于是我们可以亲近井水。
从这种对翻译的功能功效高度肯定与夸赞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功成名就的翻译家们的轩昂与自负，甚至还会有人从中嗅出一种近乎自卖自夸的王婆气味来，亦未可知。
然而对于这个钦定标准版英译本《圣经》，其实自打其问世以来就一直有人不以为然，比如说那位做过都柏林大主教(archbishop)的英国人惠特利(Richard Whately，1787—1863)，这位哲学家兼神学家(theologian)就很不买账，曾经手举着这本钦定《圣经》厉声高唤道：
Never forget, gentlemen, never forget that this is not the Bible. This, gentlemen, is only the translafion of the Bible.
切莫忘记，诸位，切莫忘记这并不是《圣经》。这，诸位，只不过是
《圣经》的翻译而已。
这位主教大人的一番话所传达出来的信息非常重要，他敦促我们意识到：一旦经过了翻译这道工序，那《圣经》便再也不是《圣经》了；翻译过来的《圣经》，归根结蒂，无非只是《圣经》的翻译罢了，没有更多。同理，或许我们也可以效仿他说一句：一旦经过了翻译这道工序，一部文学作品便再也不是原来的那部文学作品了，无非只是它的翻译罢了，没有更多。
然而这个问题大概不宜过分深究。因为惠特利所否定的，固然是《圣经》的英文译本；而他所努力捍卫的，显而易见，就是这个英译本所依据的拉丁文版本。可是他似乎忘记了，这个他信为根本、断定一经翻译便会走样的拉丁文本《圣经》，其本身实际上也不过是个经过了翻译这道工序的文本——In fact，it is only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too——而已，而且它还是一个经过了重重转译的翻译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旧约》(Old Testament)是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方才抵达拉丁文本的，在此之前，它原本用希伯来文(Hebrew)和阿拉姆文(Aramaic)写成，又经过了希腊文(Greek)的翻译；至于《新约》(New Testament)，则经过了更多语种的翻译，从希腊文及阿拉姆文、科普特文(Coptic)、埃塞俄比亚文(Ethiopic)、再到哥特文(Gothic)，一直要等到公元406年，才有了圣哲罗姆(St．Jerome，约347—约420)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问世，此后被用作标准文本长达千年。可见，尽管有人，譬如惠特利一流，挑头反对，可翻译还是大行其道，在基督教的传播——不妨把它也当作一种文化传播一上是承担了重大使命、完成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当然，这，却也只能说明翻译的作用不容否定，并不能用来证明翻译就等同于原本。伴随着翻译这一手段的文本传播或者文化传播，说不定就是一个充满了由误解与误译所造成的“原义耗损”的过程。当然，它同时也可能是一个由相同原因所造成的“新义增生”的过程。
英国有名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独力完成了荷马(Homeros，约前9世纪—前8世纪)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翻译，颇为自得，要求大学者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对“我的荷马”(my Homer)予以评论，而本特利的回答却是相当富有哲理，发人深思：
It is a pretty poem，Mr．Pope，but you must not call it Homer．
那是相当好的诗，蒲柏先生，不过你不可以称它为荷马。
如同圣经一样，一旦经过了翻译，荷马便不再是荷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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