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枯树生花的多场域①理论
一九七二年秋天《实践理论大纲》问世时，当时首批读者总觉得好像错过了些什么：关于作者，该书封底如此写道，“其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例如，《艺术之爱》(l'Amour de l'art)、《再生产》(la Reproduction)、《多场域理论》(la theorie deschamps)]”。若说前两本书的确是布尔迪厄的著作，其中第一本是于一九六六年与阿兰·达贝尔(A1ain Darbel)合著，第二本是一九七。年与让一克洛德·帕斯隆合作的作品，而《多场域理论》一书则未曾在其著作清单中出现过，后来也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大可以为，在我们两手高捧的《实践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及《多场域理论》这一标题的用意，其实是为了点出提倡一套社会空间之统合性理论这一率先性尝试。至于《实践理论大纲》，反正书名也正好冠着“初探”一词，所以，便是在这番恳请捧场、顺水推舟的期待中，作者表明希望透过这本书，“为人文科学的统合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排除所有错误的二选一做法，例如，主观论(subjectiuisme)与客观论(abjectivisme)的对立，从一开始，这些二选一做法就拖延了人文科学的统合大业，或禁绝其促成”。然而，在当时，理论统合一事并非透过场域之概念应用，而这是因为“场域”这个名词根本没在索引中出现过。相反地，资本这一概念，则是确实地以各种不同类型被引用了三十四次；又，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在民族志的领域，惯习则出现了五十五次。场域是在《实践理论大纲》的改写版中才出现的，也就是一九八○年时被布尔迪厄冠上《实践之道》之标题的那本书，不过，相较于惯习与资本，在这本书里，场域的分量是微不足道的。
布尔迪厄早期一些重要的人类学论文中并没有场域这个概念，或仅是浮光掠影。就此，我们可做出的解释是，这个概念似乎无法应用于传统社会，而这是由于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或是团体之间的竞争冲突，无法以一种在空间中立足(espace positionnel)的表现手法来转达。《艺术的法则》的作者曾再三强调，十九世纪时发生的事情——一个文学场域的自主化过程(autonomisation)——是文学目前“少见”的事迹。可是，场域的概念构想，虽是随着《艺术的法则》这本书而成形的，却非仅限于文学领域。《艺术的法则》一书的作者又特别指出，“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间于法兰西公学苑的讲座中，他曾经试着厘清场域的一般属性，并将得出的分析提升到一种高层次的形式化(formalisation)，而且这些讲义也将于往后出。其实，一九八七年时，在与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埃尔曼·柯希巴(Hermann Kocyba)、贝恩·施伊伯斯(Bernd Schwibs)的对谈中②，他已承诺将提出一套更优选的理论，而且后来这一场对话还发表在法文版的《说过的话》③(Choses dites)一书中：
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被韦伯称为Vielseitigkeit者，意即多层面的多样性(pluralite d'aspects)，它构成了社会空间(monde social)之现实所在，也阻碍了知识的探索。这般强烈的感受，却也大抵是我何以不断地反思着，学者的知识究竟有无极限的原因。关于我正在着手中的多场域理论——可称其为“多重世界的多样性”(pluralite des mondes)——这项研究工作的终了，则是去思考对应着诸多不同世界的逻辑运作之多样性(pluralite de logiques)，换言之，就是这些逻辑运作之多样性所对应的诸多场域。正是在这些不同场域中，建立了一般常识与陈腔滥调，以及彼此无法化约的论题系统。①
在此，多场域的多样性是以诸多世界的多重面貌作为构思形式的，然而，这一看来前程似锦的构思却无实际的后续。 各自拥有某自主程度之多场域的加成，是不同活动领域的分化过程(processusde differenciation)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受到涂尔干称之为社会劳动的分工(division du travial social)的影响。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布尔迪厄将法国文学场域的兴起与随后稳定的运作，视为一个现代性(modernite)特征，意即一个社会空间(espace social)的自主过程假定了诸多条件非常明确的生产活动，且必须结合一长时段(logue duree)之资本累积过程以及人才云集两个因素。另外，这些英才彼此之间也需搭起靠前的社交网络。正是一九六六年时，布尔迪厄在《现代》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将文学场域这一概念的应用建成一套系统。②即便《文学场域与创作者的计划》(Champ intellectuel et projet createur)一文广受好评，甚至成为布尔迪厄最早被译成英文的论文之一，却也难逃布尔迪厄日后最严厉的自我批评。这不只是因为“计划”(projet)这一概念，严重抵触着实践躬行与惯习理论(theorie du sens pratique et de l’habitus)，个中原因则是，若要使该理论随着游戏之诸多条件随时调整，那它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又虚有其表。其实，这更是因为布尔迪厄体会到，空间立足之概念说，应该再多做修润。
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提出问题，不过，答案就未必简单了：我们所谓的“场域”，是不是某种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