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谈话录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英国有名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理论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哈佛大学。他对20世纪的哲学、科学思想影响巨大。自1932年起，《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卢西恩•普赖斯，把怀特海的谈话记录下来，形成这本包含四十三节谈话的谈话录。在轻松的交谈中，怀特海就哲学、文学、历史等议题发表了很多睿智的见解。怀特海兴趣广泛、风趣幽默、思想充满了活力。他对日常事件总有新颖的想法，更大的聚会则引发了他思想的更多方面，揭示了他个性的更多方面。与他以往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中大多数话题是新颖的，在他的书中并不多见。而且普通读者在他著作中感到难以理解的那些抽象观念，出现在随意的谈话中，就变得相当容易理解。本书对理解20世纪的思想史，理解怀特海，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是一部高头讲章， 而是哲学家与朋友的随意交谈。它犹如一缕亲切的阳光射入读者的心灵，使人恍然大悟：原来高深的哲思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怀特海希望能让人明白这一认识：人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选择、令人激动的实验的转机、一望无垠的远景。只要我们不断尝试，只要我们维持着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就是鲜活的。思想停滞是人类易犯的错误。仅把此书推荐给那些内心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感的人，推荐给那些为了安全而放弃冒险的人。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即使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仍然觉得人生是一段漫长而激动人心的旅程。怀特海说：“思想的活力在于冒险，这是我一辈子一直都在说的话。”从剑桥到哈佛，他的思想的冒险从未停歇。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怀特海家的晚间聚会是个传奇。来的人中不仅有年轻的哈佛大学学生，还有一系列文化名人。卢西恩·普赖斯从1932年起，开始几乎一字不差地把聚会的谈话记录下来，一直持续到1947年。经怀特海阅读并授权，普赖斯将各次谈话结集成书，即为《怀特海谈话录》。谈话涉及哲学、宗教、科学、政治、教育、文学、艺术、道德等议题，时空往返于怀特海的故土和异国，如肯特郡、伦敦、剑桥、哈佛等。这些对话录，由浅入深，引人入胜，仿佛一位世纪哲人娓娓道来，向我们讲述三千年来激发人类智慧的伟大的思想。本书不仅生动呈现了怀特海在四十三次谈话的现场画面，还融合了《柏拉图对话集》、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甚至霍姆斯的名作《早餐桌上的独裁者》的风味，被誉为“可与《歌德谈话录》媲美”。

前言
四十三节对话
收场白
怀特海著作一览
索引
译后记

     第一节 1934年4月6日 如果英国文明在1500年前就衰落；伟大艺术是对普通人说话的；4月在蓝山；先知的说教：善者若皆智；作为卖点的性忏悔； 逻辑严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是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7周年纪念日。宣战那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当时似乎无人注意到那是个历史讽刺。此事使我们在编辑会上忙乎了一阵子，甚至出来到坎顿(Canton)去与怀特海一家人共进晚餐时我满脑子还是这事。他们最小的儿子埃里克就死于一战，他当时是个飞行员。 本来我从电话上得知晚餐是6点钟。但当我匆忙乘火车赶到马塔潘广场(Mattapan Square)，再乘出租车赶到俯瞰蓝山的坎顿大道他们的家时，我却被告知，晚餐是7点钟。他们十分得体地解除了我的尴尬。一位名叫尼科尔斯的年轻医生(我猜是他们的亲戚)迎着了我。他是伦敦某家大医院的医生，头天才同他的妻子首次登陆这个国家。不一会儿，有话传来： “可否开饭前到书房同怀特海先生聊一聊？” 怀特海坐在两扇窗户间的书桌前。夕照从窗外倾泻而入，照得他满脸红光。他起身道： “幸好你早来了！我这一下午的时间被弄得零碎了，正无所事事，等着吃晚餐。” 我们选了两把椅子在火边坐下。他谈起了报纸。 “美国报纸的标题给人一个接近错误的印象。当人们读到标题下的正文时，他们才发现文章出自高手。在报纸的版面分配方面，它们对于政治对手的态度，较英国报纸更为公平。总的说来，英国报纸写得更好。但一旦美国报纸的写作水平提高，我想它们一定会胜人一筹。” “那正好符合我的某次经验。去年夏天我为《伦敦时报》写了篇文章，是关于在拜罗伊特举行的瓦格纳乐谱手稿的展览。该文若是为《波士顿环球报》写的，就会写得更好。《伦敦时报》要求文章不带任何个人风格色彩。” 他似乎也意识到那天是美国参战周年纪念日。他说到教授们写的关于世界大战的书离实际何其远。 “他们认真研究了政府文件，但政府文件与该战争有什么相干？1900-1914年间弥漫的恐惧是无法言说的，几乎是潜意识的。人们忍住不去说它，希望不要去引爆，然而人们心中总是有恐惧。只是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当法国确实不会来攻击了，英国才有了安全感。真正的历史没有被写下来，因为它并不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的神经和命脉之中。” “假设我们美国文明被毁灭了，我们至今所产生的人物中，谁可屹立不倒被视为对世界的永恒贡献？” “沃尔特·惠特曼。” “不是爱默生？” “我年轻时读过爱默生很多作品，但是，如果我可敬的邻居福布斯一家人(他们是爱默生的孙辈)不介意的话，我要说，他不是特具性。而惠特曼却在诗歌中注入了靠前的新东西。他所说的大部分东西如此新颖，以至他不得不另铸新词来表达它们。在我看来，惠特曼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诗人之一。他可毫无愧色地立于真正的欧洲大诗人之列。……如果英国文明在1500年前就衰落，损失不会很大。乔叟的境界不如但丁或荷马：再者，虽然我们有一些优秀的教堂建筑，英国的哥特式建筑还真不如法国的好。但是如果你毁灭了1500--1900年间的英国文明，世界会黯然失色不少，因为这期间的英国文明确实为人类精神的发展添加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去年夏天，在温彻斯特公学，我留意到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我说，“当时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把我和塞缪尔。莫里森从牛津带到他从前上学的地方去。走过那些高材生的小隔间时，我留意到他们的书桌上放有埃斯库罗斯、修昔底德，以及伟大时代其他作者的著作，不是为学生编来‘学习’的那种课文，而是像托伊布纳的《歌剧》那样的艰涩难啃的文章。‘这些孩子己在研究5世纪的戏剧家和历史学家了吗？’我问库普兰。他答道：‘不，他们自己在读这些东西。’在哈佛，如果你在一、二年级就能读这些作者的原文，你就算是很不错的了。我真感到吃惊。” “你须记住，”怀特海告诫我道，“温彻斯特公学的那些孩子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经受过他们所适应的那套特殊训练。在那一规定的模式内，他们驾轻就熟。但一旦出了那一模式，他们就可能显得很无知了。他们可能对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的风俗习惯所知甚多，但对于他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时代的紧迫问题，就可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在大学里成绩不错，在职业领域，以及无论在国内充当公务员或到殖民地去做官，都能崭露头角。然而在创造性的艺术方面呢？ P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