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罢溪声数落梅

该书是著名学者汤炳正的作品集。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为自述成长、治学、游历履历。其中关于师从章太炎的回忆，关于屈原和楚辞的治学经过，关于个人成长和对书的感情等篇章，非常有名。第二辑为序跋集，间有关于语言学、散文创作和治学态度的精妙议论。第三辑为书信集。全书以作者生平为暗线编排，堪称散文中的口述史、文零散文字间的传记。从中亦能看出时代发展变迁，以及中国现当代学者随社会、境遇而转变的治学历程。

代序
第一辑
失落的童心
海滨拾趣
关于“书”的故事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
忆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
“孤岛”三五事
从鲁迅先生的“像”说起
海岳烟尘记
重过双石铺
伍非百先生传并附记
追记“花溪小憩”
狮子山的初一瞥
“劳改犯”的自白
万里桥畔养疴记
屈里寻踪
无名书屋话沧桑
龙泉驿看花所想到的
记姜亮夫教授
学术与友谊
屈原
我与《楚辞》
治学曝言
自述治学之甘苦
自述治学之经过
第二辑
《东庐诗钞》序
《古韵学管见》前言
“太炎先生遗照”跋
《文字之初不本音说》跋
《论章太炎》序
“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书怀并序
《语言之起源》自序
《渊研楼酬唱集》序
《湘西民歌集》序
《自在》序
《千家诗新编》序
《渊研楼屈学存稿》自序
题《刘伯骏先生绘画册》
旧校本《顾亭林诗文集》跋
“”和“针”
《〈成均图〉与太炎先生对音学理论的建树》结语
第三辑
致李恭（三通）
致汤国梨（四通）
致姚奠中（四通）
致王焕镳（一通）
致汤浩正（二通）
致姜亮夫（二通）
致金德建（一通）
致饶宗颐（一通）
致郭在贻（二通）
致郑文（一通）
致汤棣正（三通）
致章念驰（二通）
致赵逵夫（二通）
致黄中模（二通）
致朱季海（一通）
致汤序波（五通）
致毕庶春（一通）
致崔富章（二通）
致杨乃乔（一通）
致竹治贞夫（三通）
致敏泽（一通）
致汤序波、孟骞（五通）
致陈怡良（二通）
致力之（二通）
致张中一（一通）
编后记

     （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贵阳之于全国，不算胜地；花溪之于贵阳，也不算名山大川。但在抗战期间，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人杰地灵，文人荟萃，花溪又以其特有的秀丽，声名也就为之大振。我初到贵阳之际，贵阳的文化风采依然可观。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君刚去世，继任者乃以诸子名家的王驾吾君；同仁如文学史家姚奠中君，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君、新文学家蹇先艾君，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抗战期间，文化名流云集西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据说，一次，小提琴名家马思聪来筑公开演奏，住宿于贵阳师院教工宿舍。马的习惯，演奏期间，日夜练习不倦。一位同仁住其隔壁，并不以“近水楼台”为幸事，反嫌琴声聒耳，而下逐客之令。这也算是文化界的一件趣闻吧。有人说，抗战时期，大大提高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水平。这话也许是对的；但为此而付出的民族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 记得我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说什么，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语告诫过闻，促他警惕，等等。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好心的知情人，劝闻避祸而已，并不是什么无稽的神话。 接着，这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我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突然被捕的。 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 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 提到丁道衡，未免话长。当时贵大设有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丁是文理学院的院长，胖乎乎的，为人寡言谈，很厚道。我平时并没有想到，他竟有顶着风浪行的硬干精神。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他的祖辈清末名臣丁宝桢。丁宝桢曾任山东按察使。当时慈禧太后的太监安德海（俗称小安子）颇得幸，所至擅权纳贿，无敢言者。过山东时，丁宝桢竟以计诛之，朝野称快，而丁宝桢之名，亦大震于天下。他曾受封为“太子少保”，故俗称“丁宫保”。中国西南名菜有所谓“宫保鸡丁”者，即因丁宫保所嗜食而得名。丁道衡的气魄，莫非犹有乃祖遗风欤！ （四） 我在贵阳时期的生活，不妨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贵州的名胜黄果树瀑布，是闻名世界的，但当时限于种种条件，竟未能一瞻风采，而仅得醉心于区区的花溪。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教书，毕竟是我的中心工作。这时我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我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是我这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日寇侵略，曾激起我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我讲授《楚辞》的念头。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堂堂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现在看来，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 就在这时，我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我这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吧。 如果说动久思静，人之常情，那么三年多的贵阳生活，又未尝无静久思动之感。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我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先师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先师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我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 贵阳的生活片段，我本没有想去写它，因一九九○年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