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百年诞辰限量纪念版，斯人已逝，“麦田”永存。 致敬1951年初版经典设计，红色奔马带你找回青春记忆。全书装帧设计经塞林格基金会审定，采用精美函套、布面装帧、上书口刷色等多重工艺，内文选用进口脱酸纸，可保存两百年之久。 已故译者孙仲旭系资深翻译家，译文准确、流畅，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是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他出身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老师要他好好读书以便将来出人头地，而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论酒精和女人。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无心学习，老是挨罚。第四次被开除时，霍尔顿没有回家，只身在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终于崩溃。小说以霍尔顿的视角，描述了一个青春期学生的叛逆迷茫和善良倔强，引起了一代代读者的强烈共鸣。
作为传奇作家塞林格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青春的史诗”，让青少年的质问、怀疑和逃避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泄，一经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至今影响不衰。每一个人都能在“麦田”里找到自己青春的痕迹。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对学习兴趣不大，中学时就退过学，后就读过两所大学，都草草退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1945年，因精神问题住进医院，离开了战场。酷爱写作的塞林格于1948年在《纽约客》上发表他的短篇小说《香蕉鱼的好日子》。此后，他基本只给这家杂志写稿。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引发轰动。

     一 你要是真的想听我聊，首先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在哪儿出生，我糟糕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爸妈在我出生前是干吗的，还有什么大卫·科波菲尔故事式的屁话，可是说实话，那些我都不想说。首先我嫌烦，其次，如果我提到我爸妈什么很私人的事，他们准会气得吐血。他们对这种事总是很敏感，特别是我爸。他们人都挺好的—这个先不提—可又都是敏感得要命；再说，我他妈又不打算口述整个一部自传还是怎么样。我只跟你说说去年圣诞节前后我经历的几件荒唐事吧，在那之后，我整个人就垮掉了，不得不到这儿放松一下。我是说我也是这么告诉D.B.的，他是我哥，在好莱坞，离这个破地方不太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我。我可能下个月回家，他还会开车送我。他刚买了一辆捷豹牌汽车，是那种能开到时速两百英里左右的英国造小型车，花了他将近四千块。他现在有的是钱，以前可不是。他在家那阵子，还不过是个一般的作家呢。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他，我可以告诉你他写过一本特棒的短篇小说集—《秘密金鱼》。书里优选的一篇就是《秘密金鱼》，写的是有个小孩儿养的金鱼谁也不给看，因为是他自个儿花钱买的，这篇让我喜欢得要命。他现在去了好莱坞，这个D.B.，当了婊子。要说有什么让我讨厌，那就得数电影了，你根本别跟我提。 我还是从离开潘西中学那天说起吧。潘西中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吉斯镇，你很可能听说过，不管怎么样，你很可能看到过它的广告。他们在上千种杂志上做广告，上面总有个棒小伙子在骑马跨越障碍，好像在潘西除了打马球，别的什么都不干似的，可是我在那儿附近从来一匹马也没见过。骑马小伙的下方，总是印了一行字：“一八八八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把男孩培育成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年轻人。”纯属蒙人，跟别的学校比起来，他们在潘西做的培育工作他妈的强不到哪儿去。我在那儿根本没见识过一个出类拔萃、善于思考的家伙，可能有两个吧，就那么多，不过很可能在他们来潘西之前，就已经是那样了。 总之，那天是星期六，是跟萨克森豪尔中学比赛橄榄球的日子。在潘西，跟萨克森豪尔的比赛被当作是件天大的事。这是年末的最后一场比赛，潘西赢不了的话，大家就该自杀什么的。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他妈正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就在革命战争还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一尊破大炮旁边。从那儿看得到两支球队在四下里死掐。看台那边看不太清楚，不过能听见潘西这边看台上一片大呼小叫，喧声震天，因为今天学校里除了我，几乎全体都在那儿。但是萨克森豪尔那边看台上人数寥寥、不成气候，因为随客队来的几乎一向都没有多少人。 橄榄球比赛从来没几个女孩儿到场，只有毕业班的学生才可以带女孩儿去看。这所学校怎么看怎么糟糕透顶。我想待的地方，就是至少在那儿偶尔能看到几个女孩儿，即便她们只是一个劲儿搔手臂或者擤鼻子，甚至只会傻笑还是怎么样。塞尔玛·瑟默这妞儿—她是校长的闺女—倒是很经常去球场上露露脸，但是说起来她算不上那种能让你想入非非的女孩儿，不过她还算挺不错。有次在从埃吉斯镇开出的大巴上，我跟她坐一起，我们多少聊了几句，我喜欢她。她鼻子长得不小，手指甲全是啃短的，好像还在流血。她戴着那种垫高了的破胸罩，绷得鼓鼓的，你会有点儿同情她。我喜欢她，因为她没多说她爹如何如何了不起之类的屁话，大概她也知道她爹是个卑鄙虚伪的货色。 我之所以高高地站在汤姆逊小山顶上，而不是在下边看比赛，是因为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是击剑队的破领队，够牛吧。那天上午我们去纽约跟麦克伯尼中学比赛，只不过没赛成，我把剑还有别的装备什么的全给忘在破地铁上了。也不能全怪我，我老是得起身看地图，好知道在哪儿下车。所以我们两点半就回到了潘西，而不是在晚饭时候。坐火车回来的一路上，整队人都不理我，这件事说起来挺滑稽的。 我没在下边看比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要去跟斯潘塞老先生告别，他是我的历史老师，得了流感，我琢磨圣诞节放假前很可能见不到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在我回家前想见见我，他知道我不会再回潘西了。 忘了跟你说，我被开除了。过完圣诞节假，我不回来了，因为我有四门课不及格，而且根本没用功，他们一再警告我得开始用功—特别在期中时，我爸妈来校时跟老瑟默校长见了面—可我还是没有，所以被开除了。潘西经常开除人，它的教学水平排名很靠前，确实不假。 当时已经是十二月，天气冷得邪门，特别在那个破山顶上。我只穿了一件两面穿的外套，没戴手套什么的。一个星期前，有人进我房间偷了我的骆驼毛大衣，我的毛里子手套就放在大衣口袋里，也给偷走了。潘西到处有小偷，这儿颇有些家里很有钱的家伙，但照样到处有小偷。越是收费高的学校，里面的小偷就越多—我不是开玩笑。总之，我就一直站在那尊破炮旁边看下边的比赛，屁股都快给冻掉了。只是我没有很投入地看比赛，那么闲待着，实际上是想感受一下离别的滋味。我是说，以前我也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