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加缪

这是一本回忆加缪的随笔。20世纪四十年代，写作了《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的加缪成为法国青年的精神导师。作者也是追随者之一。他与加缪偶然相识，随后在文学创作和戏剧实践方面产生了诸多交集。二人亦师亦友。本书以个人化的笔触呈现了另一种加缪形象，“虽身为知识分子，却与这个圈子保持着距离，并毫不掩饰他对这个圈子的批评甚至鄙视”。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了在“二战”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背景下，加缪对良知、孤独、罪恶、暴力、真理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不同程度地落实在了他的文学和戏剧创作中，也体现在了加缪与当代法国思想界的隔膜上，例如加缪与萨特之间的分歧。

巴蒂斯特-马莱（1928—2019）：法国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共出版作品二十余部，并凭借第一部小说《沃尔特·乔那的证件》获得法国文人协会小说大奖。出版有长篇小说《唐·鲁贝的应允之地》（2000年）、《操纵木偶的人》（2002年）。曾先后就职于斯特拉斯堡戏剧中心，多家法国文化活动中心和法国文化部。

前言
第一部分 那些沉睡在记忆中的财富（1950—2013）
卡布里的金山羊旅馆
相识
纪德和梅苏奇埃尔
邮递员
一次文学晚宴
疾病与激情
在金山羊旅馆的平台上
论友情
《反抗者》
插曲1 另一边的旅行
影子花园
暂停 在利普啤酒馆
戏剧修道院
插曲2 关于国家人民剧院
《堕落》
插曲3 讨厌的巴黎
唐璜与浮士德
“仇恨和血腥的王国”
插曲4 一个新的神话
7号国道
荒诞
制片人之夜（2012）
四个评注
1.米歇尔·翁弗雷和《自由主义秩序》
2.弗朗西斯·让松与民族解放阵线
3.从佩尔南-韦热莱斯到伦敦
4.伟大的玛利亚
第二部分 镜中的阿尔及尔——《归途手记》（2005）
从阿尔及尔到蒂巴萨
在蒂巴萨
陌生的女播音员
阿尔及尔
在飞机里
评注5 一个正义者：保罗·泰让
附录 29封通信概述（1953—1959）
通信概述
题献与致谢

     《堕落》 我曾经对《堕落》很失望。50年后我重读了这个1956年出版的故事，仍然感觉不太舒服。这与我对加缪的预期不一样——他是专享的我期待能帮助我开辟人生道路(正如人们所说)和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作家。我希望能看清楚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的未来。总之，我希望有超出虚构的、积极的言论或信息，而不是这种消极的自虐。消极被随处转卖，它还会继续在所有橱窗里出现。 很显然这种期望惹恼了加缪。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公众形象让他树敌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很多对他期待甚高的读者，比如我。他决定用《堕落》打破这个形象——“被迫用道德的外衣掩饰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札记之三》，第106页)——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与我无关，但是那种激情或者喜悦仍然让我不舒服。这篇副标题为“叙述”而非“小说”的独白与他的朋友、《战斗报》的前辈——让·布罗赫一米歇尔的一篇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篇叙述收录在1948年的“希望”丛书中。《证人》与《堕落》有同样的笔调：叙述者的朋友溺水身亡，而叙述者却没有施以援手。在前言里，叙述者这样为自己辩护：“正巧我不再需要您的尊重。让您看看我配不上您的尊重……”这接近就是让一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腔调，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里面狂热的控诉。《札记之三》(第217页)中曾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初获成功后……我的声誉受到了质疑，我不知道这样的折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他无法再忍受贴在他身上的“凡间圣人”的标签，因为这与他错综复杂的私生活不符(这难道不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吗？)。读《堕落》的时候，我发现加缪身上忧郁的一面，我揣测他对他人的关注源于他内心的冷漠，他或许从中获得了自由，正如《第一人》里所说：“我身上有一种可怕的空虚感，一种让我不舒服的冷漠。”他在这篇未完的叙述后有一些极有趣的注释(第329页)：“有文化，爱运动，放荡，孤僻，可以是优选的朋友，凶恶，忠贞不渝，等等，等等。”他将这些称为他矛盾的肖像，“他想表现得平庸一些，走出去跳跳舞，聊聊天，与大家有一样的兴趣。但是这只会让所有人局促不安。在他不变的表情下，人们又臆想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思想或者忧虑”(《札记之三》，第18l页)。 他在《堕落》中犀利地塑造了这一形象。这让1956年时的我极感困扰，并且一直困扰着我。虽然他在阿姆斯特丹只待了48个小时，但他对阿姆斯特丹的成功呈现表明，作家的眼睛在很大程度上与记者的眼睛不相上下，有时甚至可与摄影师的眼睛媲美。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港口，与阳光灿烂的阿尔及尔接近不同。这本书本该叫作“呐喊”“示众处刑”“我们时代的清教徒”“镜子”或“日程”它用伦勃朗的明暗手法描绘了加缪的自画像，即使他到处声明他并非克拉芒斯的原型。札记中的许多注释与《堕落》中的一些“招供”不谋而合，不难看出作者暗藏的忏悔，当然还有若有若无的加缪式的讽刺。 有名、年轻、受女人喜爱、处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心(不仅因为他的权力，也因为与他相关的流言蜚语)，这是人们对这位伽利玛和圣日耳曼德普雷的记者的评价。在我看来，加缪的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之间有着些许矛盾：他有唐璜式的性格，不能放弃冒险，哪怕只有十分钟，“只要他确定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堕落》，第89页)——这就是克拉芒斯所谓的“他生命中有罪的那部分”。 P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