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

★ 宣告俄罗斯文学重返世界文坛之书。 ★ 一部与整个欧美文艺界对话的俄语文学哲思录；一部解构重构犹太民族的20世纪俄罗斯犹太家族史。 ★“当代俄罗斯是一个后记忆的时代”——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一部杰出的“反记忆”小说。 ★ 2018年出版即获俄罗斯国内三项文学大奖：俄罗斯国民级文学奖“大书奖”、 新文学大奖“鼻子奖” ，以及以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文学大奖“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之“读者选择奖” ★问世短短两年，迅速被译为德，法，英，意，荷兰，瑞典，芬兰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

《记忆记忆》是当代俄语世界知名诗人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新类型复合小说：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更是文学。
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一条是作者对于旧物，文献，以及试图“记忆”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桑塔格，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塞巴尔德，夏洛特·萨洛蒙等等等等皆进 入了她的视野。在现在与过去中思考中得到新的诠释。
另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他们有的融入宏大叙事，刚满20岁便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的与历史擦肩而过：参与了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成为俄国第一批“留法学医女学生”，回国后却就此沉寂；有的参与了热火朝天的苏联大建设，然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毅然决然移民德国，有的——诸如在书中隐形却又无处不在的作者本人，则同一个告别过去又满是记忆的国家一起迈入了新世纪，思考俄罗斯的当下，以及或近或远的未来……
这两条线相依相交，勾勒出巨大20世纪的诡谲风云与微小浪花。精巧复杂，娓娓道来，又包含了俄罗斯式的辽阔和沉思。在追溯与思辨中， “后记忆时代的俄罗斯”得到思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美文艺界的先贤们被重审，过去与现在、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和逻辑被再度梳理——“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的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

李春雨，1987年生，河北易县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助理教授。出版译著《我的中尉》《拉斯普京访谈录》(合译)，专著《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等。

中文版序
第一部
第一章他者日记
第二章无数缘起
第三章若干照片
第四章死人之性
插章列昂尼德·古列维奇（1942或1943）
第五章阿莱夫与后续
第六章后记忆
第七章不公及其切割面
插章尼古拉·斯捷潘诺夫（1930）
第八章自由与殖民
插章奥莉加·弗里德曼（1934）
第九章选择问题
第二部
第一章永远的漂泊者
插章萨拉·金兹堡（1905—1915）
第二章戈德切恩＆伍德曼
第三章曼德尔施塔姆＆塞巴尔德
插章奥莉加·古列维奇（1947？）
第四章正面＆背面
第五章夏洛特，或抗拒
插章斯捷潘诺夫一家（1980，1982，1983，1985）
第六章雅各的声音，以扫的照片
第七章廖吉克，或沉默
第八章约瑟夫，或顺从
第九章我所不知道的
第三部
第一章命运难逃
第二章儿童房来的廖尼奇卡
第三章男孩们和女孩们
第四章摄像师之女
译后记

     第一章 他者日记 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