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火 贝内德蒂百年诞辰纪念版

“一出浓缩了扭曲社会现实的家庭悲剧 一代人寻找自身命运时的彷徨与踯躅”贝内德蒂创作生涯前期长篇代表作

心结是在三年级的拉蒙·布迪纽看到父亲殴打母亲时种下的，那幅画面摧毁了他心目中的慈父形象。随着拉蒙渐渐长大，他发现，权势熏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冷酷无情、卑鄙无耻的下流老头。
年过中年的拉蒙·布迪纽不仅要“对抗”一个失职的父亲，还要忍受冷漠的妻子以及无法沟通的孩子。他陷入深深的存在主义危机中。在寻求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方式时，他回溯以往的人生，试图找到那个出错的时刻，并将自己的生活带回正轨。他知道那个时刻与他的父亲有关，却难以下决心采取行动。他审视当下的生活，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原罪”：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拉蒙将如何解决他和父亲之间的问题、实现自我救赎？而他的命运又给依然生活在黑暗里的人们怎样的启示？
《感谢火》写的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以一个家庭悲剧为切入口，反应彼时乌拉圭的社会状况：社会停滞不前、价值观念扭曲、道德严重堕落。这样的社会将对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书中揭示的不仅是拉蒙一个人的困惑，更是一代人寻找自身命运时的彷徨与踯躅。

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1920-2009） 乌拉圭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乌拉圭文坛“四五一代”（Generación del45）的中坚分子。1920年出生于乌拉圭塔夸伦博省的帕索德罗斯托罗斯（Paso de los Toros）。1954年进入《前进》周刊，在1954-1960年期间，曾先后三次担任该刊物主编。1967-1971年，任职于古巴政府的国际文化机构。1971年回到乌拉圭。1973年7月，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开始黑暗的独裁统治时期。贝内德蒂离开乌拉圭，开始长达十二年的流亡生活，辗转于阿根廷、秘鲁、古巴和西班牙。1985年回国，此后在蒙得维的亚和马德里两地生活。 从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难忘的前夜》（La vspera indeleble)开始，贝内德蒂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间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和剧本。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Montevideanos,1959)、《有无乡愁》（Con ysin nostagia,1977），诗集《办公室的诗》（Poemas de la oficina,1956)以及长篇小说《休战》（La tregua,1960)、《感谢火》（Gracias por el fuego,1965)和《破角的春天》（Primavera con una esquina rota,1982）等，他的作品曾获包括索菲亚E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何塞·马蒂诗歌奖、乌拉圭国家文学奖等在内的多种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不断再版，受到世界读者的欢迎。 2009年5月17日，贝内德蒂在蒙得维的亚家中去世，享年88岁。拉圭政府宣布第二天为全国哀悼日，时任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表示：“马里奥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死，而是会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感谢火》无目录

     一 沿着百老汇大道前进，到了第113街，你会发现，这里的人说话时操着一口带着浓重鼻音的美式西班牙语，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西班牙语思考、行走甚至进食。几个街区之外的指示牌和告示上写的还是“Groceries & Delicatessen”，到了这里便成了“Groserías y Delicadezas”①。这里的电影院也和42街的不同，门口张贴的不是马龙·白兰度、金·诺瓦克②和保罗·纽曼③的电影海报，而是柏杜劳·雅曼德列治④、玛丽亚·费利克斯⑤、莫莱诺·马里奥①和卡门·塞维利亚②的大幅写真。 现在是1959年4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天已经黑了，空气似乎也比白天清新得多。这条街道是曼哈顿最长的街道，尽管街角的光线有些昏暗，但靠近光源的蚊虫仍被照得一清二楚。位于西班牙哈莱姆区③的百老汇大道不像麦迪逊广场花园④那样出名，至少来自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的观光客不会特意赶到这里，用他们珍贵的柯达克罗姆彩色胶卷⑤拍波多黎各人。 现在是人们回家的时刻，如果可以把那些租来的房子称为家的话。通过街边敞开的窗户可以看到房间里的裂缝，墙上的霉点，挤在五六张没铺好的床上的人，脸上挂着鼻涕、光着脚、正在嚎啕大哭的孩子，还有屏幕上粘着油脂和冰淇淋渍的电视机。 这个角落是贫穷的，这里的人们是贫穷的。这里的房子都掉了漆。有人在可口可乐广告里微笑的人脸旁用粉笔写着：阿尔比祖·坎波斯⑥万岁。一个瞎子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他随身携带的饮料罐里装满了硬币，发出碰撞时清脆的响声。这个角落是贫穷的，因此那块发光的、写着“龙兰餐厅”（“龙舌兰”的“舌”字不亮了）的大广告牌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严格说来，这家餐厅不算高档，但只要扫一眼门边黑色展架上的价目表，你就会明白，西班牙哈莱姆区的居民绝对不是它的目标客户。严格说来，这不是一家波多黎各餐厅，只能勉强算是家有拉丁美洲特色的餐厅。尽管还没到饭点，但桌子已经摆好，桌布、盘子、餐具和餐巾都在各自的岗位待命。甚至有一对夫妻已经坐在右边靠墙的一张桌旁，头靠着头看起菜单 来了。 在朝向百老汇大道的区域，五个侍者已经做好了接待三十桌顾客的准备。在大厅的末端，有一扇通往包间的双页门，里面有一张可以坐下二十个人的桌子。在包间的末端还有一扇门，单页的，从这里出去，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能到达厨房。走廊的搁架上放着一部电话，除此之外，搁架上还摆着一个小雕塑，是一头牛，正处在与短扎枪对抗的紧要关头，命悬一线。 电话铃一响，何塞就从厨房走了出来。何塞是西班牙人，在纽约住了几十年。他已经接近适应了纽约的生活，操一口混杂着英语单词的西班牙语。 “哈啰①。龙舌兰餐厅。您说。啊，您会说西班牙语。②是的，女士。不，女士。是的，女士。都很正宗，这是当然的。不，女士。是的，女士。不，女士。一流的。您要带几个美国佬来？是的，女士。不，女士。是的，女士。当然了，美国佬来的时候我们会拿出小手鼓。很有特色，您知道的。还有风笛。尼加拉瓜的风笛？是的，当然有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风笛。不用担心，女士，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来呢？下个星期五。好的，女士，我记下来了。什么，什么？哦，提成。您指的是您的提成？当然合乎情理，但您需要迟一点再打来，这样您就可以和经理本人谈了。您就说您要找彼得先生，彼得·贡萨雷斯。他负责提成的事。对，当然了，再见。” 何塞走到大厅，用审视的眼光来回打量了那五个侍者，然后，他开始叠餐巾。但才刚叠好六块，电话铃又响了。 “哈啰。龙舌兰餐厅。您说。哦，大使先生。您最近怎么样？您很长时间没有光顾小店了。大使夫人怎么样？大使先生，听到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是的，大使先生。我记下来了，大使先生。是的，大使先生。下星期五？大使先生，您看，那天晚上的包间已经被预订了，而且我们已经确认了。是谁订的？我不清楚，大使先生，好像是迈阿密的古巴人，身份地位挺高。当然了，大使先生，您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我这么说绝对是真心的。当然了，大使先生，如果您只是为了消遣，有益的消遣。对对，大使先生，就和您说的一样，在一切情况下，公事优先。我就知道您会理解的，大使先生。是这样的。我不会到外面去乱说的。我认为这是一场秘密的晚宴。会有美国佬来吗？我不清楚，大使先生，不过有几个美国佬经常会来。不，大使先生，这我就不能说了。职业机密。大使先生，您也不希望我四处散播关于您的事，告诉别人1957年6月您在这里和一个美人共进了三次晚餐，而这个美人其实是那些大胡子的线人。不，大使先生。不，大使先生！您放宽心，我只是举个例子。感谢您，大使先生。非常感谢您，大使先生。我知道您一定会理解的。那我帮您预订周六晚上的包间。没问题，大使先生。祝您好运，大使先生。向大使夫人致以我最诚恳的问候。” 何塞还没来得及走回餐桌旁，电话铃又响了。他的表情并不代表妥协，事实上，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 “哈啰。龙舌兰餐厅。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