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在1876年9月15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出生的屋子是什么样，我现在记不得了。它坐落在梅恩纳大街，靠近亚历山大广场，属于柏林东北部一个人口稠密的贫民区。两岁时，父母搬到了埃尔萨斯街。我最初的童年回忆，可以追溯到这个平淡无奇但相当整洁、邻里和睦的柏林北部街区。它与附近两条丑陋喧闹的交叉路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两条路给我的印象是阴暗险恶，从街角望去，它们的悠长让人恐惧，却也有令人着迷的地方。人们需要穿过它们和博尔西克车厂才能到达腓特烈大街。腓特烈大街作为南北干线，通向柏林最繁华的菩提树大街，莱比锡人大街，还有更远的美盟广场。当时埃尔萨斯街的居民属于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简单的日用品，在街边小店就可以买到。那个年代，马车是柏林主要的交通工具，它由两匹高头大马拉着，在路上奔跑，车轮的隆隆声伴随着砰砰的金属撞击声。有一路有轨电车穿过埃尔萨斯街，我还记得它尖利、急促、激越的叮当响动。送牛奶的手推车铃声低沉、缓慢、温和，小贩们推着鲜菜和马铃薯穿过街道，粗声大气地叫卖着，破烂商们有节奏地喊着：“破布，烂骨头，废纸，旧鞋！”它们依然萦绕在我耳畔，构成了柏林街头不和谐交响曲的主旋律。
我家位于公寓楼的二层，包括阳面的客厅和阴面的餐厅、父母的卧室、还有育儿室。厨房由一位什么活都要干的女佣掌管。不管换了多少人，我们都用一个极具柏林特色的名字“明娜”[Minnal来称呼她。女佣的存在以及房间的数量，似乎能够表明这是个相当殷实的家。然而，勤俭朴素依然是家中风尚。尽管当时（以及日后）我不曾所求无着或陷入贫困，但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记起自家的简朴生活。
犹太人的小康之家，都讲究平和、友善、有礼。我不记得爸爸妈妈之间曾经吵过架，也想不起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出现过任何粗鲁难听的字眼。我爸爸当时在一家大型丝绸工厂当会计，他积极向上工作了50年，薪水和职位一直在不断提升。他是个内敛但又极靠谱极认真的人。除了工作时间，爸爸只与家人在一起。他早先住在马哥德堡区，此地的方言间或会出现在他很标准的德语中。爸爸是苦孩子出身，在艰苦朴素的环境中成长，身上充满了对美好事物的渴求。他喜欢阅读抒情文学作品、德国古典名著以及莎士比亚著作。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去腓特烈·威尔海姆剧院[Friedrich Wilhelmstadtische Theater]看场话剧，或者去听歌剧，这在当时算是高雅之举。就连尚小的我，也能有幸参与此类让人快乐的事情，分享那绕梁三日的乐曲。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就喜欢把我抱在怀里，嘴里哼着歌剧里的调调。其中有莫扎特咏叹调的开头，是用德语唱的，比如《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你们可知道”[“Voi che sapete”]，《唐璜》中的“只要樽中有酒”[“Finch’han dal vino calda la testa”]，诸如此类的歌剧片段。据说我特别爱听（《费德里奥》第一幕里罗科的咏叹调“幸运女神的眷顾经常被出卖”[“Dame Fortune's favors oft are sold”]。爸爸还让我得到了古典诗歌的清洌滋养。他喜欢朗诵诗歌，从那些动人的词语中获得快乐，交谈时也旁征博引，特别喜欢引用席勒的诗句。这种做法通常不讨人喜欢，他却乐此不疲，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总是饱含激情。那些儒雅的文辞在我尚未接近理解之前就已经在愉悦我的耳朵。
爸爸妈妈小声交谈时，我会感觉到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困难状况，那是爸爸在寻求妈妈的帮助或者建议。我的顽皮偶尔会让家人怒气爆发，然而，这股怒气很快又被我善意的恶作剧转化为笑声。我们家庭生活的主旋律，被家人的和善性格和宁静快活所左右。时至今日，我眼前还能浮现出爸爸妈妈一起坐在沙发上的样子。到了晚上，爸爸从办公室回来，开始享用这一天他的第一顿热汤热饭。一小时前吃过了黄油面包加可可的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期待爸爸能留点好吃的给他们。我们的这些愿望很容易实现，因为爸爸经常会把依然半满的盘子推开，好像已经吃够了。挂在屋顶上的煤油灯，在桌上投下光影。如果灯冒烟的话，屋里会有烟灰。墙上褪色的照片里的人俯视着我们，那是裹着头巾的奶奶和拄着拐杖的爷爷。听到孩子们伶俐的饶舌，爸爸妈妈总是很高兴。爸爸是个爱早起的人，在晴朗暖和的星期天早上，他喜欢6点就带着孩子们，到美妙的蒂尔加藤饭店的帷帐里去吃早餐。在树下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看着草地上的露水，品尝我们自带的抹着黄油的鲜脆三明治（佐餐之物，是爸爸从饭店里叫来的咖啡），这是多么美妙！ 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