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机 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看资本市场投资机遇

▪ 角度新颖，将宏观经济转型与微观的投资逻辑、框架和机遇相结合。 ▪ 视野开阔，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对先导型经济体的转型经验和教训进行比较研究。 ▪ 创新理论，重构了从宏观经济到投资逻辑的整个投研分析框架，自创“结构主义”框架挖掘当前资本市场投资机遇。 ▪ 新锐作者，作者系投研领域后起之秀，本科发表的一片学术论文助其获得复旦大学直博机会，2019年包揽券商界三大重要奖项，本书是其“结构主义”专著三部曲之二[此前已出版《蜕变·新生：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2017年中国金融出版社]。 ▪ 图文并茂，全书内容详实，结构清晰，辅以200余张图表，系统阐释了作者的“结构主义”投研分析框架。

本书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研究，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框架。作者从经济、政治、文化和资本市场等各个维度展开分析，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和转型经验的比较研究，尝试厘清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问题，以及转型过程中蕴藏的资本市场投资机遇。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奇迹”产生的背景，以及当下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二部分从大量实证研究中梳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成功的关键；第三部分厘清近年政策思路转变的脉络及其如何服务于转型这一系统工程；第四部分讨论大变局下投研框架如何重构，以及如何寻找转型阶段的投资机遇。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发展的困惑
第一章 “中国奇迹”具有典型的后发追赶特征
第一节 追赶红利快速释放，催生“中国奇迹”
一、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高增长背景下的“中国奇迹”
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符合后发追赶规律
第二节 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高速追赶的重要引擎
一、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后发经济体的追赶起点
二、受益于第三轮产业迁移，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第二章 成长的烦恼：转型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第一节 “追赶红利”逐步消失，降速增效方是正途
一、追赶过程也是红利从兑现到透支的过程
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第二节 逆全球化兴起，加大中国经济转型迫切性
一、逆全球化思潮下，全球一体化退坡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中国加快转型
第二部分 先导经验：产业是关键，改革做保障
第三章 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型成功的关键
第一节 传统竞争优势不断被削弱是转型的压力所在
一、产业竞争优势决定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定位
二、传统产业优势丧失是追赶阶段末期的共性问题
第二节 通过改革打破要素约束，推动结构转型升级
一、产业政策引导，财政金融政策助力
二、社会政策与之配合，预防潜在风险
第四章 不同经济体转型路径不同，结果迥异
第一节 亚洲“四小龙”：立足自身禀赋，分头突围，成功转型
一、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立足自身优势，转型高端服务业
二、韩国和中国台湾依托制造业基础，转向创新驱动
第二节 拉美经济体：产业升级停滞，经济秩序混乱
一、战略与政策失误使产业升级后继乏力
二、社会政策的缺位进一步削弱经济活力
第五章 转型非一日之功，政策搭配和战略定力至关重要
第一节 韩国“弯道超车”，政策合理搭配，保持定力
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从政策层面引导产业有序升级
二、面对外部危机，保持政策定力，去杠杆助转型深化
第二节 日本和中国台湾“内功”修炼不足，转型后段不顺利
一、日本转型后段的产业规划失当，政策重走老路
二、中国台湾地区创新能力不足制约转型深化
第三部分 崛起之道：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稳中求进
第六章 中国政府理性克制，有序推进结构转型
第一节 转型的朴素理解：出清旧经济，培育新经济
一、从自然减速到政策助力，加速出清旧经济
二、出清旧经济的同时，新经济也在加速培育
第二节 财政金融政策配合，社会政策托底
一、财政金融政策为转型保驾护航
二、鼓励创新驱动，社会政策托底
第七章 “去杠杆”等系列政策皆服务于“转型”逻辑
第一节 实体杠杆偏高，制约资金配置效率
一、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下，杠杆问题逐步凸显
二、结构性去杠杆充分考虑了我国杠杆问题的结构特征
第二节 控制增量，化解存量，保持定力
一、控制增量以地方平台和地产领域等为主
二、化解存量债务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
第八章 自然形成的产业“雁形矩阵”，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一节 产业链协同已经形成，奠定经济突围基础
一、东部腾笼换鸟，中西部加速追赶，区域协同不断提升
二、区域间的产业“雁形矩阵”成形，全面升级开始成为主题
第二节 人口流动映现时代变迁：从“孔雀东南飞”到集聚都市圈
一、人口流动规律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二、人口政策影响人口流向，重塑产业格局
第四部分 掘金未来：“结构主义”兴起，重构投研框架
第九章 转型阶段传统“周期”框架逐渐失效
第一节 投研框架的转变：从“周期为王”到“结构主义”
一、缘于政策调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二、转型阶段“周期”框架失效，“结构主义”兴起
第二节 面对外部冲击，政策保持战略定力，不走老路
一、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减税激发活力，外需腾挪对冲
二、全球疫情背景下，防疫与“稳增长”“防风险”的平衡
第十章 轻总量、重结构是转型期的市场共性
第一节 转型受政策影响大，后段会出现“指数牛”
一、资本市场表现是经济的晴雨表
二、转型过程中政策环境对市场影响较大
第二节 “结构牛”一直存在，转型导向的行业表现亮眼
一、代表转型趋势的产业方向有更好的市场表现
二、消费升级板块受益于收入与消费观念的提升
第十一章 “结构主义”兴起，转型成为最重要的主线
第一节 传统总量思维失效，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投资机遇
一、传统周期框架失效，总量波动弱化，结构分化凸显
二、转型酝酿机遇：新经济培育加快，传统行业格局优化
第二节 消费全方位升级是大势所趋，“确定性”享受溢价
一、消费升级在多个维度发生，服务业空间巨大
二、关注长尾效应，低线城市与农村的消费升级
后记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发展的困惑 第一章 “中国奇迹”具有典型的后发追赶特征 第一节 追赶红利快速释放，催生“中国奇迹” 一、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高增长背景下的“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中国奇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截至2019年，中国GDP规模已接近100万亿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6%左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见图1-1）。1979-2019年，中国不变价GDP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左右）。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8年的9732美元，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中位于偏高水平，离高收入经济体差距不大。 在“追赶红利”快速释放的过程中，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及工业实力的持续增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19年的40余年间，不变价工业增加值增长接近60倍，年均复合增速达10.5%。在工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工业体系的完善也在同步发生。从早年间重点发展的重工业到近年来的高端制造业，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专享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我国的主要工业品中，水泥产量增长了30多倍，钢材和乙烯产量增长了约50倍，汽车产量增长了约185倍，彩电产量增长了将近5万倍（见表1-1），计算机、移动手机等高端电子产品从无到有，再到做强。当前，我国已有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得以奠定，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在不断巩固。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0.8%，居世界第29位；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的多数年份都保持这一地位。相对而言，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改革开放以来也在高速增长。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仅为0.6%，居世界第34位；1982-2018年，服务贸易以年均15.3%的速度增长，2018年其总额已占世界的7%，稳居世界第二。 在早期的工业化积累阶段，我们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方式主要以招商引资和加工贸易为主。1983年我国实际利用FDI（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9.2亿美元，2018年这一数值已提升至1350亿美元（见图1-2），在30余年间增长了近150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非常小。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才开始快速扩大。1982-2001年，我国累计实现ODI（对外直接投资）347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仅17.3亿美元；2002-2018年，累计实现ODI超过1.25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9%以上，’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变化，从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引领型或产业链构建型转变。这一投资结构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不断进步的又一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交通运输和能源供给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加强，它们早已从经济发展的瓶颈变成优势支撑。截至2018年9月，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世界排名第2位；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近3万公里，占世界比重超过2/3，高居世界第1位（见图1-3）。此外，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4.3万公里，也位居世界第1位。高速铁路线路密集成网，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运输量大幅增长。我国在基础设施的施工建造能力及部分设备制造的技术水平方面都已位居世界前列。新型基建这些年也在快速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通信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与技术。中国自主研发的4G技术标准TD-LTE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为4G国际标准之一，已建成全球规模优选的4G网络；5G标准制定和试验进程也都走在世界前列。 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符合后发追赶规律 “中国奇迹”出现的机理，一度是经济学界非常热门的话题，学者们从制度、经济或文化等各种角度展开了诸多分析。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具有典型的后发“追赶”特征，先导型经济体大都出现过类似发展阶段。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最有代表性。在“追赶红利”逐步释放的过程中，它们的经济发展大致呈现出三大特征（刘培林等，2015）：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是高速“追赶”的重要引擎；依次经历“起飞。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从高速向中速或中低速逐步过渡”的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是“追赶红利”快速释放阶段，“换挡”的过程对应转型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大致也是符合以上规律的，与先导型经济体“追赶”阶段的经济表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发展之初，它们就明确了“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而鼓励制造业投资及设备更新升级，从而带动国内投资快速扩张；早期产业结构也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伴随着政策引导与产业升级，结构逐步优化。下文还将对此展开更为详尽的论述。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