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记录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与枯荣，也涉及其亲历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江平治学历程的全记录，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

江平教授，中国有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批准的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等职；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民法学、罗马法、公司法等课程，并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等殊荣。现仍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国际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第一卷 似水流年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出生地是一个谜
大连的文化与历史
印象中的大连
小康生活
亲眼看“八·一三”之战
从大连到北平
北京生活记
家庭教育氛围很好
初中时经常去中南海玩
强化治安运动
吴佩孚的葬礼
我的哥哥是国民党少将
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两个烙印
二、崇德三年
考入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溯源
崇德中学的VI系统
崇德中学很宽容
高中三年，轻轻松松就过来了
崇德学生分四类
管理食堂，练习自治
民主学生运动的洗礼
担任崇德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地下党与学生自治会
出黑板报，演《陞官图》
足球成了我优选的爱好
教会学校不强迫信教
报考燕京大学
顺带说说芮德兰事件
三、我在燕京大学
考入燕京新闻系
与清华擦肩而过
燕京大学的教与学
燕京大学的TOSS传统
燕京大学的生活
只记得教《新闻学概论》的张隆栋
学生自治会选举
接头暗号是AB
参加高唱队
参加义校，接触生活
参加黑白社
加入燕京足球队
护校运动
我看到了战争场面
燕园被解放
欢迎解放军入城
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
改名江平
如果恢复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钱依然可以用
司徒雷登身后事
四、“最早我是文工团的”
南下前被留下来
参加“青训班”
我们穿上了灰布军装
推选文工团领导
唱砸合唱，我无地自容
配合形势做宣传
取消“自由”
郭沫若的赞美诗
在文工团的乐趣
文工团解散
从文艺到体育
自学俄语，引进“劳卫制”
组织派我学法律
别了，燕京大学
五、杂忆留苏
人人都要抢“白旗”
九天九夜到苏联
从莫斯科到喀山
分到喀山有点不情愿
喀山大学
列宁与喀山大学法律系
初到苏联，印象最深的是战争的残酷
苏联女孩爱找中国男生
第一个拦路虎是语言关
军事训练课
苏联农村
斯大林逝世
转学到莫斯科大学
苏式Seminar
口试
苏联民法和西方一样
学拉丁文是莫斯科大学建校二百年以来的传统
开设了罗马法
法律的继承性问题
苏联法庭很尊重法官的独立性
苏联的法学著作也是不错的
去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冻饺子是我们的最爱
第一次听音乐会
“秘密报告”早就公开了
给中、苏司法代表团当翻译
访苏成员好几个成了“右派”
首批留苏法律人
跨国婚姻悲剧多
我们亲历了中苏关系建交早期的全过程
苏联不允许别国共产党公开活动
第二卷 廿载逆境
六、从天堂到地狱
一生最难忘的是划为“右派”
“北大派”与“革大派”
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主要针对钱端升
北京政法学院的苏联顾问
整风运动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大鸣大放”开始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
向院党委反映意见
反右开始了
政治批判四步走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处理
“要夹着尾巴做人！”
七、五十年后谈反右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反右是“阳谋”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八、苦难的历程
婚变
中的北京政法学院
超强度劳动
我们的劳动任务主要是背粪
余叔通摔死了一头驴
身残
九死一生
差点煤烟中毒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在外语教研室教俄语
为“”埋下祸根
1960年大家都浮肿
四清运动
政治气氛变了
九、“”十年
“”始于高校
保皇派与造反派
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张大字报
政法公社与政法兵团
再婚
我们这些人的尴尬
引火烧身
诗书丛里觅快活
我的毛笔字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斗、批、散”
在五七干校当食堂会计
事件震动很大
摘帽右派的身份影响分配
回北京找工作
在延庆教英语
让我教政治有点受宠若惊
1976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初为人父
延庆生活不容易
调到外国语学校
第三卷 我的教与学
十、归队
北京政法学院复办
差点去了法学所
为右派平反
申诉
调整工资
担任民法教研室负责人
首开罗马法、西方国家民商法
教师、教材奇缺
北京政法学院被“五马分尸”
艰难的“复校”
80级新生学习条件奇差无比
索还图书
自编教材出了问题
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
恢复与外国人的联系
十一、法大十年
最早筹建的是中国法律大学

     一、我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籍浙江宁波。1930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大连。 据我母亲说，我一岁那年，她带我回过宁波，参加我外祖父的葬礼，跟家族里老人有关的记忆，可能也就剩这点了。我家族里的其他老人，像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现在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的祖父、祖母四十多岁即已去世，我可能都没见过他们。那时候的中国人，由于医疗条件差，营养也跟不上，寿命都很短，一般五六十岁甚至更早就故去了。 我父亲叫江怀澄，字仲宁。在我们江家里，不同辈分之间排行，是按照“永怀伟业”四个字的顺序来排的。我父亲是“怀”字辈，那么往上推我祖父应该是“永”字辈，往下我们这一代就是“伟”字辈。所以我家兄妹几个，名字都是由“伟”开头，我哥哥叫江伟琳，大姐叫江伟珉，二姐叫江伟珊，三姐叫江伟殉，我叫江伟琏，弟弟叫江伟璋。但是，到了我的下一代，就不按照这个排序取名字了。 尽管我父亲名叫江怀澄，但大家更习惯叫他字，也就是“江仲宁”。他的字里之所以有“仲”字，是因为我父亲在他那一辈排行老二，自然就有了“仲”字。古人讲究“伯仲叔季”，名字里也就常常用这几个字来表示排行。姓名和字号这东西也很奇怪，有的人是以“字”行名于世，比如蒋中正字介石，大家都叫他蒋介石；但也有人以“名”行名于世，比如字润之，但大家主要还是叫他。我父亲就是按照字来叫的。 我父亲兄弟六个、姐妹两个，一共有八个人。我祖父过世后，按照他们的分家协议，应该由我大伯承担起抚养未成年的两个弟弟的责任，分家的时候，相关的遗产也都分给我大伯了。那时候我五叔、六叔还很小，比我父亲小了近二十岁，按照分家协议，应该由我伯父抚养成人。可是我伯父拿到了分给我几个叔叔的遗产，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抚养责任。于是我五叔、六叔在稍微瞳事的时候，就大老远跑到北京来投奔我父亲。最终，他们在我父亲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并由我父亲帮忙找到了工作。我五叔后来在石家庄的一个保险公司，我六叔在银行系统。我们几个家庭的感情一直比较深，现在有时还聚聚会、聊聊家常。 我的祖父与外祖父是表兄弟。在宁波有一种风俗，就是亲上加亲，我的父亲与母亲在两岁时便订了婚。我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那时候，中国女性在结婚前就独立工作的为数很少，尤其是有孩子之后，更不会出来工作。我母亲在她家原来排行老大。那时候我外公认为，大女儿不需要有太多文化，只需要帮家里大人照顾下面的孩子就可以了。所以，我母亲自己并没有上过什么学，更多的是主持家务。当然，我外公家的家庭情况也是很不错的，特别是我的四姨，她和我四姨夫都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我的出生地是一个谜 很多人可能都会纳闷：为什么我的父母亲都是宁波人，我的籍贯写的也是浙江宁波，而出生地却一直写的是大连呢? 这件事得从我父亲的工作讲起。我父亲这个家族，本来是很不错的，在当地也还算是个小康家族吧。但中间遭遇了大的变故，我祖父过世比较早，尽管祖母还在，但一下子家里顶梁柱没有了，家道也就慢慢衰落了。 我父亲当时在宁波师范学校读书，这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我祖父已经过世，我父亲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任务。正好当时有个亲戚，即我的五姨公(我父亲叫他五姨夫)，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银行做事，我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便前往东北投奔我五姨公。 在我五姨公的介绍下，我父亲也在中国银行谋得了一个职位。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普通职员，做过出纳、会计等，后来一直干到了出纳主任这样的中层领导岗位。我父亲后半辈子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而且一直在做会计或相关工作。他工作调动很频繁，仅就东北地区来说，在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地方都待过，后来又到了北京、上海。 据我母亲后来告诉我，1930年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工作。我也是在哈尔滨出生的。但我出生没几天，我父亲工作调动到大连，于是我们全家就又搬迁到大连了。 我一直很纳闷：我出生的日期是阴历十一月初八(公历12月28日)，当时正好寒冬腊月，哈尔滨的气候应当很冷。按照我母亲的说法，我出生没几天，她就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千里迢迢跟随我父亲到大连。那时候，我母亲应该还在月子期间，不大可能经得住这样的长途奔波。是不是老太太有点记忆模糊了……但无论如何，我的出生地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谜，我究竟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大连出生的，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我自小就在大连生活，在那个城市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所以，后来我的出生地就一直写大连。 我原来的名字叫江伟琏。这个“伟”字当然是按照家族取名习惯排下来的，而这个“琏”字，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是在大连出生或者成长，名字里面有“连”字，我想肯定跟大连有关系；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候取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名字里面必须有母亲的姓。我母亲她们家姓“王”，所以，在我们兄妹几个的名字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