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时代 生活在明朝

1.作者权威,明史专家陈宝良,相关著作多次入围中国十大好书。 2.内容精彩,在明代，狂欢的心态与行为，渗透于国家、政治、制度、文化、生活诸多层面，已经成为明朝标志性的时代特征 一个客观存在的明朝，一部史实大抵已定的明史，丰富多彩，兼具多样性。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观感；不同的学者，由于切入的视角不一，也会做出迥然有别的解读。 如何重新认识明朝，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难题。无论是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还是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无不证明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动。我们称之为 “狂欢时代”。 本书将明朝视为 “狂欢时代”，其意无非是说礼教禁防的松懈，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的彰显。

与以往的“生活史”不同，本书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三编，通过大量史料，重新诠释了明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史的特点。作者将其定义为“狂欢时代”。所谓狂欢时代，是指明朝中后期社会礼教松懈之后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特征。全书既有对明代社会生活史的宏观关照和长时段描摹，又不惜笔墨着重刻画了明代社会生活“新奇博变”的诸多现象。尤其是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动态变迁情况，更是内容涉及广泛，既有政治生态和制度变迁方面的政治生活，又有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包括民间生活的多样性变化。如此种种，可以为我们理解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近代化历程带来新的启示。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史学：一门吃灰尘的学问（代自序）
楔子：狂欢时代
导论
一、游逸嬉玩：社会流动与文化的转向
二、不务本业：群体角色的转换与业余精神的勃盛
上编 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
一、为己而仕：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
二、致君泽民：地方官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实践
三、野有异议：言路转向与民间舆论的崛起
四、文武合一：文武关系及其演变
中编 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
一、礼崩乐坏：模范的崩坏与新典范的确立
二、士风衰微：士大夫精神的堕落
三、风物闲美：江南的文化生活
四、蒙元遗俗：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及其涵化
下编 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
一、活力四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二、逍遥游：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三、别号流行：一种好名之风
四、阃教不行：女性生活及其历史转向
余论
一、声名妖孽：晚明的社会异动及其妖魔化
二、天崩地陷：清初士人的理性反思及其改良之策
结束语：梦回明朝
参考文献

     楔子：狂欢时代 一个客观存在的明朝，一部史实大抵已定的明史，丰富多彩，兼具多样性。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观感；不同的学者，由于切入的视角不一，也会做出迥然有别的解读。一如人庐山之游。所见不同，其理则一。 以宏大叙事的视角言之：过去以唯物史观与阶级史学论为前提，自然看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且一直在缓慢地发展，假若没有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也会进入到近代化的社会；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则大张“冲击—回应”之帜，断言明代以来的中国，缺少如同西方一般的近代化因子，唯有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形成“冲击”，作为一种“回应”，中国才开始步入近代化的道途；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则以东亚为坐标，以思想史的视野考察明代中期以来的变化，认为已经出现了前近代的意识，且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近代化路径。 抛却宏大叙事，若从社会、商业、文化等层面切入，学者的具体认知亦显不一：卜正明从商业与文化两个层面入手，以“纵乐的困惑”形容并定义明代社会与文化的特点（详见氏著《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高寿仙则从社会与思想两个层面切入，敏锐地观察到明代的优选特点，在于“变与乱”（详见氏著《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从动态变迁的角度，就明代的文化历程加以探究，旨在说明明代中期以后文化的变动，尤其是王学崛起以后引发的明人个性解放，犹如“悄悄散去的幕纱”（详见拙著《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这一概括，语出焦竑之说，他论阳明学的出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至90年代，笔者研究的重心已从文化转向城市生活，进而发现随着经济的变革，城市化趋势日盛，以及城市生活日趋活跃，以礼教秩序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几成风雨飘摇之势，故又称之为“飘摇的传统”（参见拙著《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 洎乎今日，随着个人对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如何重新认识明朝所处的时代，显然已经成为笔者苦苦思索的难题。无论是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还是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无不证明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动。思考再三，称之为“狂欢时代”，或许大抵契合明朝这一时代特征。 所谓“狂欢”，若以西方狂欢节为坐标，中国唯有元宵节时不禁偷盗、淫奔依稀近之。元宵佳节，一年一度，即使有狂欢之相，却亦并未成为日常。之所以将明朝视为“狂欢时代”，其意无非是说礼教禁防的松懈，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的彰显。若是揆诸明代的历史事实，至少有下面两点可以得到证实： 一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已如明代文人归有光所言，从士农工商职业井然的“四民异业”，转而变为士与农、商常常互动的“四民相混”。其结果，则造成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因职业互动而导致耕织难得饱暖，甚至出现从“男耕女织”向“男盗女淫”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基于士阶层的道德堕落，导致读书人“廉隅不饬，名教败裂”；另一方面，则是四民观的重新形塑，工、商职业随之受到士大夫的日益重视。 二是自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列之说以来，万历年间的苏州，确乎已经有人因犯此四字而死。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如虎丘僧人省吾因嗜酒而一日醉死，名士蒋高因呢于一妓而致殒，名士张献翼因涉私妓或与盗通而罹于非命，市人葛成倡义驱逐税使而被置之死法。为此，苏州人将此四人之死，凑成“酒色财气”四字。 就生活层面而言，明朝之被称为“狂欢时代”，体现在方方面面。择其要者，不妨一一叙之。 明朝是一个逐新求精的时代。民众对丰富世俗生活的追求花样百出；士人对内在心性的修养更加细腻。尽管奢靡之风泛滥得有点“反道乱德”，但是这种对传统的叛逆，总体上是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的。 明朝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帝国之后，倡导俭朴生活。吊诡的是，没过多少时日，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商业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人们不屑于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真性情甚至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拜金、纵欲，追求个性自由，厌常喜新，转而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 明初洪武元年（1368）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风和日丽。一群不知礼仪、法规深浅的军人、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并用金线加以装饰，足蹬短靴，穿着鲜艳华丽的服装，聚在一起，蹴鞠玩耍。突然，街上蹿出一帮公人，一把铁链，将这些人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经上报朝廷，这些人均被卸了脚。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安邦之初，恢复唐代的衣冠文物制度，不同等级的人的服饰，不能混同。无论是服饰穿着怪异，还是在街上游戏，均会被治以重罪。南京街头那一群倒霉蛋，图一时兴致，触犯朝廷大法而被砍了脚，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那些人如果晚生若干年，他们的脚也不至于被卸掉。时代变迁，生活随之改变，国家对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