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而化之 傅道彬序跋集

这本小书分“自序集”“师友著作序跋集”“学生论作序跋集”三部分，收录了自1983年至1998年期间傅道彬先生所写的序、跋文章共计46篇；篇末附有跋，是作者新写的文字，交待了《文而化之：傅道彬序跨集》的成书经过。“序、跋是很难写的文字。古人谓‘人之患，好为人序’，这一方面因为序应当是一种精练概要的文字，唯恐笔力不逮；另一方面将序置于作者的卷首，序者容易犯指手画脚、好为人师的毛病。”作者的自况，道出了序、跋类文章确实不易写的特点。然而，这也诚如作者所言：“这些文字或写于东北飘雪的冬季，或写于武汉炎热的长夏，或写于北京王府的灯下，或写于哈尔滨的书房里，它记录着我的人生，也拓展了我的道路，因此我格外珍惜。……重新整理这些文字时，唤起了我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仿佛又亲临了往日的道路。往事重重，已消逝在历史的苍茫里；广阔的大道正尽情地展开在希望的目光里，对于行者而言，唯有路令人喜悦令人振奋。”因此，《文而化之：傅道彬序跨集》当成学术随笔来读，也未尝不可。

自序集
行者自述——《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后记
《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后记
《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后记
《歌者的乐园：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后记
田家炳现代教育书院记
《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再版后记
《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后记
《文学通识》总序
师友著作序跋集
丁广惠《中国古代民俗文化史·原始社会卷》序
钱基博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面向21世纪的高等师范教育》序
伯庚《翰墨当歌》序
包临轩《生命的质感》序
张碧波《中华文明探源》序
李君明《〈论语〉引读》序
胡淑娟《历代诗评视野下的李贺批评》序
陈远东主编《留韵丹青——陈敬友、董晓畔、陈远东、吴冰、宿万盛作品精选》序
张楚乔、张光盐、王多主编《纪晓岚批点唐诗》序
孔祥发《移动的足迹——旅游诗词选》序
李文宝编著《刻古铭今——当代书刻造型艺术教学成果作品集》序
君子之于学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读后
马国良《鹤韵——历代咏鹤诗文选》序
木斋《自我放逐——木斋随笔美文集》序
张碧波《黑龙江流域文明新探》序17
坚守文学的神圣领地——马广原《月光下的土地》序
宫建华《东张西望——宫建华远行日记》序
夏莹主编《我的父亲母亲》序
赵忠山《清代黑龙江流人文学》序
学生论作序跋集
刘冬颖《与圣人对话：孔孟精髓》序
吴井泉《守望》序
李洲良《古槐树下的钟声——钱著管窥》序
于茀《金石简帛〈诗经〉研究》序
侯敏《易象论》序
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序
王秀臣《“三礼”用诗考论》序
姜承哲《中韩太阳神话比较研究》序
王妍《经学以前的〈诗经〉》序
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诗学观念》序
陈反修《秋声印象》序
赵玉敏《孔子文学思想研究》序
王洪军《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序
战学成《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序
李洲良《“春秋笔法”论》序
高方《〈左传〉文学研究》序
韩仪《齐梁新变论》序
跋

     行者自述 ——《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后记 我爱自称是行者，因为我喜欢道路。行者便意味着在路上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有许多“齐天大圣”“美猴王”之类的称谓，“齐天大圣”有些霸气，“美猴王”则有些妖气，最恰切的还是行者。行者便是赶路人，细想来，人生便是赶路，我们都是人生路上的行者。 我是与路有缘的。小的时候我在长白山区一个叫奶子山的小镇上长大(吉林省蛟河市境内)，每天上学要往返近二十里的山路。无论是日出东方的黎明，还是零雨其漾的黄昏，无论是杨柳依依的春天，还是苍茫落雪的冬季，那通向远方的道路给了我太多的感动与启示。后来上大学，又读了硕士、博士，在同学中我的家依然住得最远，从长白山下到扬子江畔，关山迢迢、行色匆匆的旅途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与向往。 我喜欢路上的那种感觉。思想是与行者同在的。 其实思想也是路，思想者就是问路人。古人常以路命名自己的思想，老子把自己的思想称为“道”，而“道”就是路。庄子谓“道，行之而成”，他们是精神的问路者。当人们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充满物欲的道路时，老庄以智慧和理性的目光打量世界，警告人类面对的危险，为人们指出一条广阔无形的精神获救之路，所以其哲学才以“道”命名。生活在都市里，已经很难体会路的命名的原始意义了。而回到往古回到地老天荒的年代，当原始人第一次踩出一条依稀微茫的通向远方的路时，那该是怎样的神奇而令人激动。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在翻译老子《道德经》时就说，道便是路，而路这个词隐藏着关于世界一切秘密的秘密，希望在于道路。学术当然也是路，问学便是问路。人们或问自然、或问物理、或问往古、或问精神，学术便是精神的问路。此路是通向世界、通向广大、通向无限的。 问路是艰难的。我是1966年上小学的，1976年中学毕业，整个中小学期间恰与“”相始终。家境贫寒，也没什么书，许多文字是我从糊墙报纸上读到的。四壁的报纸读完了，再去看天棚上的报纸，家里人至今还能记起我踩着凳子读天棚上报纸的情形。小时候迷恋铅字，我爱闻书上、报上那奇异的墨香味，那时候最希望的是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当时没有统编教材，都是各省市自编教材。读中学三年级时，我的一篇文章居然出现在中学二年级的教材里，为此我实在高兴了很长时间。1976年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先是下乡当农民，后来又在吉林省蛟河煤矿当了工人，那年我才十七岁。一个采煤工人的辛苦与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时考大学的动机很简单，只要不当采煤工人就行。1978年考大学时，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四平师范学院，而高考分数公布时，我自己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 幸运的是，在学术道路上我遇到了领路人。四平师范学院是所小学校，但那里却有一批极富才华的老师，像王安节老师、李源浦老师、王守谦老师、王凤春老师、刘新友老师等都给了我最初的学术启蒙。而那个时代更令人鼓舞，1978年是中国学术目前令人激动的年份，从政治高压下解放出来，来自农村与工厂的一批大学生，表现出了少有的文化迷狂。苦读在那时是一种时尚、一种光荣。正是在那种背景下，我开始走上了学术的殿堂。 1982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石声淮教授指导下攻读先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石先生是著名学者钱基博的高足，又是钱先生的佳婿。石先生积学甚富，精通经史，对“十三经”几可背诵。先生的一生都是在书房中度过的。他是歌者，每次拜访先生总是能听到先生在自家木楼上歌吟古诗的声音。那声音委婉而苍凉、悠远而深长，给人一种从容祥和的感觉。别人说他可背诵万首唐诗，他自己说：“没那么多，年轻时可背七八千。”先生一生所留文字不多，也不长于构建体系，但他却是一个我所见到的拥有文化风韵的智慧老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学生了。先生教文学，以经史为根基，《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等许多篇章都要求我们背诵。先生要求学生极严，我们的作业本上总是留下他密密的批语，写错一个字，重写二十遍。考试的时候，以闭卷为主，他最多给八十分，基本是六七十分，致使我们专业研究生成绩明显低于其他专业。我发表的第一篇古典文学的论文是《木的祭祀与木的崇拜》，是与先生合作的，总共改了八次。当时心里不免嘀咕，但是后来我们都最感谢石先生，没有先生的严格训练，我们几乎不知学术为何物。在学术道路上有先生指引是我一生的幸福。先生1997年辞世，骨灰撒入了湘江。我愿先生的灵魂像湘江水一样万古长流。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