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自述

▌“最后的通才”萨翁自传 ▌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内心独白，了解经济学历史的不错窗口

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把经济学变成了一套规范的演绎体系，使现代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本《萨缪尔森自述》收录的文章，均出自萨缪尔森晚年，有回忆录、演讲稿、访谈、书信多种体裁，是了解大师思想的不错窗口。萨缪尔森在书中讲述了他如何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又如何谦逊地展示他的博学、犀利、通达、睥睨。有对师友的深情回忆，亦有对论敌的风趣讥嘲，这本书是萨翁的内心独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透过萨缪尔森的巨人之眼，我们可以窥见他对经济学科的思考、他与知名学者的交往，以及动荡年代经济学界的倾向和氛围。

[美] 保罗·A.萨缪尔森 | Paul A. Samuelson (1915-2009) 现代经济学之父，奠定经济学数理基础的枢纽人物，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生前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主编的话
推荐序
第1篇 治学方法
1.我的伦理观、科学方法论和工作方式
2.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诺奖90华诞纪念演讲
3.经济科学的易谬性
4.学术界中的政治正确
5.经济学的进步
6.论学术合作
7.金融理论回望
第2篇 学派之争
8.凯恩斯主义在美国
9.施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
10.论经济思想史学的方法：三人对话
第3篇 英雄相惜
11.经济学界的不死老兵
12.前15位诺奖得主和15位拟获奖人
13.战时MIT的统计学研讨会
第4篇 学术生涯
14.我的学术之路
15.宏观经济学与现实世界
16.八十叙怀：我与MIT
第5篇 著书立说
17.《经济分析基础》的由来
18.科学合著作者：与施托尔珀的奇缘
19.一个幸运的教科书作者的信条
20.1948年版《经济学》再版前言
21.《经济学》50华诞
22.《经济学》出版50周年感言
第6篇 庙堂之上
23.我与肯尼迪
24.肯尼迪任期的经济学
25.三只鼹鼠
附录：萨缪尔森与辉格思想史观
译后记

     伦理观 许多经济学家——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莱昂·瓦尔拉斯(L60n Walras)——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有益世人，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成为经济学家则相当偶然，主因是经济分析那么有趣，那么容易。的确很容易，以至于我一开始就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必定有更多事情可做。要不然为什么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同学们，会被供需关系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羊毛需求的增加，何以有助于降低猪肉、牛肉价格?) 对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制约着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每个行动，但对结果的伦理关注，从未远离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偏袒弱势者，(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痛恨不公平。 我对这项道德观毫无贡献。我父母是“自由主义者”(1ib—erals，指美国人对该词所理解的意思，而非欧洲“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解)，我受到这种世界观的影响。这是个容易坚持的信仰。当我的收入终于提高到中上时，我并没感到内疚，也没有冲动要把多余的大衣，送给只有衬衫的陌生人：我父母也许会认为我会傻乎乎地那么做，还会因为未这样做而神经质地夜不能寐。自由主义者的确认为自己有某种公正分配的义务。但远比私人慈善更重要的是，每逢涉及公共政策时，要评估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对意见。正如我芝加哥大学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斯(}lenry Simons)常说的：“任何良善的事业，都值得为之付出代价。一切都必须推到报酬递减的分界点之后。(要不然，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推呢?)” 不愿服役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投票，通过公平的兵役法，规定他们与任何人有相同的正概率被征召。再分配的课税问题出现时，我常会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投下反对票。我赞同堵塞税收漏洞，但无法阻止别人利用漏洞寻求利益。但朝此方向过度努力，不仅会显得没有美感，还会导致某种不适与自责。 我认识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包括那些踮着脚走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和赞同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狂热者。然而，论及政策建议和判断时，大家都十分清楚互相在期待什么。当然不是全体的见解都一致。假如政治经济学是准确严格的硬科学，应该会出现更多的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偏见，那么向经济学家征求议案优劣的意见，除了再次证实经济学家张三是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李四是个自私自利的精英分子，对决策者或国会毫无用处。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介于两者之间。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意见确实大多一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意见不同时，我们很快就以非经济学家无法察觉的方式，找到不一致的根源和脉络。我俩在政策建议上的差异，并非是我俩归纳和演绎信念的离差的无偏估计量。我对失业和商业自由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取决于我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用沃德(Ward)派的统计学家的术语来说，我的“损失函数”]，我可以全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但却可以在经验观察和概率推断的诊断上，双方意见一致。这也是人类科学家的不完善性。研究我们这些学术小白鼠的人类学家，会记录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的良心确实经常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眼睛。空想改良家对不景气发出警告时，保守主义者也会用相同的数据，来预测高通胀的危险。[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偏误(在随后的讨论将会详细说明)，我向自我批评和折中主义做了特别的努力。如果我取得了成功，必有记录可证明。] 有位多年来潜心研究帕累托很优的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写信给我，说我如果知道了他有多么开明，我会感到惊讶。我确实会的。反思他所写的话语，我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心?因为他已那么久没用它了。不加以练习，器官就会退化。“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这是自然法则。 随年龄硬化的不仅是动脉。据说经济学家资格越老，就越加保守。他们经常不承认这一点。 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到自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自25岁以来发生过系统性的改变。最近十年，主流经济学向右稍微移动了一点，但我未受引诱随波逐流。随着年岁和经验积累而改变的，是一个人对可行之事的乐观程度，和对善念的信心。对生产资料的政府公有和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我的怀疑有增无减。这不是出于僵化的同情或仁慈，而是对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的回应。 我意识到有个场合，让我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发生了量子跃迁。这次改变与市场体系的表现毫无关系。它与哈耶克对经济信息的产生和利用所提出的新论无关，也与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或弗兰克·奈特关于市场效率和市场自由度提出的那些旧论无关。我的观点改变，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对政治迫害事件的观察。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