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土耳其的形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在本书中，作者对导致新土耳其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进程进行了的考察。本书以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开场，讲述了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的发展，包括凯末尔在192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一党专政，1945-1960年的多党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所建立的一党政权。在时间里，以1989年奥扎尔当选总统收尾，这位总统成功将土耳其带回发展的正轨，身为一个敏锐的经济学家，他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与时下多数研究者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更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推动，远甚于政治的延续性。

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被史学界认为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作者，但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充分注意到。

前言与致谢
一 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二 奥斯曼的遗产
三 从帝国到国家（1908—1923）
四 新土耳其：政治（1923—1945）
五 新土耳其：社会与经济（1923—1945）
六 多党政治的困局（1945—1960）
七 军事干预、制度重建与意识形态政治（1960—1971）
八 军事干预、社会民主、政治恐怖（1971—1980）
九 年军事干预与政治和经济的重构（1980—1991）
十 结语：土耳其的今天和明天
参考文献

     奥斯曼的遗产 奥斯曼王朝统治6个世纪所累积的遗产，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没有一个后续政权可以置之不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修宪运动获得政权，保留了王朝，试图利用这个遗产制订改革和结构性变革的计划。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凯末尔建立的政权则试图拒绝这些遗产，废除国王，废除王朝制度，建立世俗共和国。即使是这种拒绝，也是以奥斯曼王朝的吸引力为前提的，因为一旦王朝被许可扮演任何角色，无论是否正式的，都可能对新土耳其的建立构成威胁。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承认传统象征中代代相传的权力，希望加以保留，目的是增强新政府的合法性。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拉乌夫·奥尔贝(Rauf Orbay)，他在1922年7月宣布，胜意识形态斗争，其中之一是在奥斯曼(Osman)的领导下，就是这个男人的名字成了一代王朝之名(Ottoman)。 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埃斯基谢希尔省的位置，与衰落的拜占庭帝国有着共同的边界。因此，该公国成为宣教圣战(ghazi)思想的焦点，源源不断地吸引着被蒙古人赶到了小亚细亚的土库曼人部落。在这种宗教思想的指导下(那时候根本没有别的思想！)，奥斯曼人在战争中不断地击败拜占庭帝国。 “圣战勇士”这一称谓是民族主义者自觉地从奥斯曼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明显的遗产。从奥斯曼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对这个称谓的重视更甚于苏丹。早期的苏丹率领军队打仗，才能赢得这个头衔。后来的苏丹不再亲自率军出征，但仍然延续这一称谓的传统，由谢赫①正式授予。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国内外推行泛伊斯兰政策，是被授予“圣战勇士”头衔的最后一位苏丹。但这个头衔的神秘之处在于在与希腊的战争中，国民议会将“圣战勇士”的头衔授予了凯末尔，尽管他主张世俗主义，但还是接受了，并一直用到1934年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Atatnrk，即“土耳其之父”)之名。时至今日，“圣战勇士”的称谓还会在土耳其军队开展军事行动时被使用，而被亚美尼亚人刺杀的土耳其外交官们则总是被描述为殉道者。 这一遗产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特别是在今天，已经难以激发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情绪。但是，另一个遗产对现代土耳其仍旧有很大影响，直到现在也能感受到，这就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建立强大的集权国家，这个国家将被视为中立的、在社会之外的，不代表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何时，只要国家利益受到了狭隘自私的利益的威胁，国家就应该介入，予以纠正。最近几次的军事干预在这种语境下被视为正当的，军队也被看作国家和民族的化身。 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国家被看作强大的力量。但在不同环境下，经过数个世纪的不断变迁，国家力量也不断被修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是部落的集合体，苏丹的地位不过是部落首领之首。地位较高的土库曼家族对政策的决定长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位高权重。奥斯曼一世(1280—1324)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王朝，通过占领基督教徒的领土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而跟随他的游牧部落可以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他的儿子奥尔汗加齐(1324—1359)延续了这种战争政策，于1326年占领了布尔萨镇，在那里建立了王朝的第一个首都。在这些早期开疆拓土的基础上，奥尔汗尝试建立更为正式的政治组织，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但是，土库曼部落首领反对他的计划，阻挠建立国家的进程，使之直到14世纪才得以实现。 P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