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经济 英国经济史新论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本书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重点论述了思想和制度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西方国家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富裕？如何解释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国家收入巨增？为什么英国能够引领工业革命？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本书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思想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重点论述了思想和制度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光荣革命至水晶宫博览会期间，英国经济发生了巨变。本书为理解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非凡崛起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证明了智识力量而非物质力量是这一现象背后的驱动力。虽然帝国、贸易、资源等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启蒙运动带来的创造性及其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信念，影响了思想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的经济行为，从而引领英国迈入现代。莫克尔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引领欧洲其他国家进入工业革命，是因为它是思想、文化、制度和技术的很好交汇处。如果认识不到英国启蒙时代思想巨变的重要性，我们就无法理解工业革命。

 

总序
致谢
地图
引言经济变化中的意识形态、知识和制度因素
第一章1700年的英国经济
第二章启蒙运动和经济
第三章有用知识和技术
第四章启蒙政治经济
第五章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第六章英国技术领袖地位的缘起
第七章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
第八章英国和世界：一个开放的经济
第九章启蒙时代的农业
第十章服务部门：商业和运输
第十一章服务部门：金融和个人服务
第十二章进步和生产力
第十三章启蒙时代的人口变迁
第十四章启蒙经济中的性别和家庭因素
第十五章技术进步时代的工厂和公司
第十六章社会规范和公民经济
第十七章正式制度：国家和经济
第十八章生活水平和不平等
第十九章结论：1851年的英国经济
参考文献

     任何时期的经济变化都依赖于人们相信什么，且依赖程度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要高。从“光荣革命”到水晶宫世界博览会这一期间，英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如此。本书是一部个人解释性著作，分析哪些因素发挥作用，促成现代经济发展萌芽于后来发展成为“工业化世界”的地区。所有人都认为，在“工业化世界”中，英国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书介绍了英国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的经济发展情况。本书未能面面俱到：考虑到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献汗牛充栋，任何研究都应有所侧重，我也斗胆照做。简而言之，本书指出，除了地理因素以及市场、政治和社会作用等标准论据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18世纪是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充分检视这一事实产生的经济影响。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思想和哲学启迪着人们构建的现实世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经济学的情况又如何呢？ 意识形态和“文化”是否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和经济学本身一样古老。马克思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认为，信念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本身则很大程度上由技术、人口、地理等更深层的力量决定。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持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意识形态大体上内生于经济环境，无法影响经济环境。一些经济学家则持接近相反的观点，他们认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即“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我将会指出，在历史现实中，两者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在适当的环境中，正如18世纪的英国，这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正向反馈回路，带来了经济目前自农业出现以来的优选变化：即工业革命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萌芽。 人类的认知和信念与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方式具有历史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是许多绝非不可避免的局势融合在一起的结果。有人认为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信念非常关键，这似乎再自然不过。政策制定者负责制定有关经济游戏如何运行的规章制度。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科学家、熟练技工、发明家、企业家的信念和理念可能更为重要。当然，理念并非从天而降。商业和城市社会对于创造智识理念（intellectual ideas）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养活一大批凭借智力而不是靠耕作为生的人。这些人的主业是思考和分析，在思想市场中开展竞争（Mokyr，2007）。一些理念最终胜出，而其他的理念却没有。通过这一竞争激烈的自然选择过程，智识环境发生变化，对“现代”政体和经济体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一些理念能够最终胜出，成为“主导范式”？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在合适的“环境”中，一些理念能够胜出；有时虽然环境有利，但是理念迟迟未到或者以失败告终。就像在进化生物学中，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为什么一些适应力极强的物种能够幸存下来，而一些适应力同样不弱的物种却惨遭淘汰。历史存在某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不确定性。时机和偶然性能够解释最终的结果。当然，如果理念顺应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那么它们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精英阶层秉持的理念，其演变过程是否存在自主性逻辑（autonomous logic）呢？精英阶层的信念被证明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就结果而言，言辞（rhetoric）是否接近无足轻重？如果认为意识形态只是经济利益的反映，而劝导（persuasion）本身根本不重要，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上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背叛了自己的阶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唯物论的信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总体而言，创造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擅长劝导他人，并慢慢地向同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精英灌输全新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于为何制定出台现有政策这一问题，我们在寻找答案时，可以首先回答“符合谁的利益”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不过，它绝非终点。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寻找“何人获益”（cui bono）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会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经济利益团体经常遭遇其他经济利益团体的反对。人们结盟，达成交易，同时还必须考虑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说明什么最有利于“国家”。改革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遭遇当权者和保守派的反抗，结局充满不确定性。结局并非预先设定或者无法改变；如果没有这些结果，我们是无法解释英国转型的。 有待解释的问题很多。在170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到1850年，英国人口数量与1700年相比增加了两倍多。此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达到45%，而在1700年这一数字仅为18%）。人们向陌生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要求员工守时守纪的大企业工作。他们在国内出行时乘坐火车，而不是“驿站马车”（又称公共马车）。人们航海时对帆船的依赖越来越小。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同样，人们与邻居及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