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叙事始于流言,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口耳相传的那些简单故事。流言一直是文学的一个民间艺术版本,一种邻里间简化各种事件并探究其意义的方式。与更宏大的故事讲述形式一样,流言表达了我们的担忧和焦虑,给出了道德评判,同时也包含了讽刺和歧义,对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理解,就像那些伟大作家的最严肃的作品一样。而当我们谈论流言时,我们不仅在评判所谈论的那些人,也在评判自己。
流言一直在滋养着文学艺术。小说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她那篇有名的短文《虚构中的事实》(“The Fact in Fiction”)中指出,即使是最严肃的小说也会采用一种类似流言的语气。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第一段中,一个女人恰恰就是以一种流言的风格在谈论拿破仑,她的讲话以“坐下来跟我聊聊”作为结尾,而读者们很清楚这流言还将继续。麦卡锡指出,托尔斯泰、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其他所有伟大的小说家跟我们讲话时都很像是邻居们在讲述丑闻“你不会相信后来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么对我们说的,“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的。”麦卡锡暗示,如果一本书丝毫没有沾染“丑闻的气息”,那么它很可能不是一本小说。
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是美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赫索格》就始于一桩丑闻,而且无论行文何处,丑闻都与之相随。这并未减损其作为一本小说的声名;按照麦卡锡的说法,丑闻实际上还提升了这本书的价值。但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文学对流言的密切依赖性。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已故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所出版的日志里的故事。卡津对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为推崇,但他对流言的兴趣也不亚于任何人。他的日志配以典型的大标题《每时每刻都在燃烧的一生》(Lifetime Burning in Every Moment)出版,概述了一起平淡无奇的事件的经过。他展示了一起事件是如何在社会中流变,并灵活地跨越了文学的阶层,在农民的流言和上流社会的世界文学间辗转腾挪。
1964年的一天,卡津在他的日志里用了几句话写到他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很迷人,相当自负且自恋,这让卡津感到厌烦而尴尬。他写道:“她太过专注于自己,以至于如果有人提到最近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她就会含着一根手指,温柔地说‘让我想想,那时我多大了’。”她的注意力为自己所吸引,但或许她的确是在摸索着自己与历史的关联;她的这种习惯可能和我们回忆肯尼迪总统遇刺或第一名宇航员登月时我们自己在哪儿的感觉差不多。她声称自己与历史相连,无论这联系多么渺小。但碰巧的是,当她以这种方式谈论历史事件时,她也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尤其是文学史,正如卡津后来得知的那样。他日志中的这个女人就是亚历山德拉·察巴索芙(Alexandra Tschacbasov),又名萨莎、桑德拉或索德拉。在20世纪50年代,卡津刚认识她时,她是索尔·贝娄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杰克·路德维格的秘密情人,后者是温尼伯市。的一名作家和教师。
路德维格是贝娄的亲密好友和热情的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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