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原到中原 后唐明宗李嗣源传

后唐明宗李嗣源统治的八年时间被誉为“小康”，在五代乱世中尤为难得。本书作为一部李嗣源的传记作品，致力于从基本史实出发解读李嗣源的政治成果。结构上以年代与话题相搭配：第一、二章描绘明宗的成长背景与王者之路，第三、四章以年代为基础，强调明宗统治的八年时间里政治演变的过程；第五、六章则采用的话题式结构。与以往同类作品主要强调汉族政治文化对沙陀的影响有所不同的是，本书更关注沙陀给后世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戴仁柱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受业于刘子健教授。现任香港岭南大学讲座教授。移居香港前，曾于布朗大学和杜克大学历史系任教二十多年，早期研究以南宋为主，专著有《宋代朝廷和家庭》和《十三世纪中国政治和文化危机》中、英文版。最近十年的研究以五代为主，出版了欧阳修《新五代史》英译本。刘广丰，2004年毕业于汕头大学外语系，2006年获暨南大学古籍所历史学硕士学位，2009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自序
绪论：有容乃大
第一章 其人其地
沙陀族人
王的女人
兄弟子嗣
核心集团
第二章 王者之路
冉冉上升
三军怨怒
监国摄政
第三章 天成政事（926-929）
第四章 长兴遗曲（930-933）
第五章 政治文化
管理官员
法律与秩序
整饬吏治
史书修撰
文化
教育与考试
财政与科技
第六章 内忧外患
北方强邻
南方小国
两川之叛
尾声
闵帝之痛
一朝三姓：李从珂
附录一 明宗朝进士录取人数 （926-933 ）
附录二 明宗统治时期大事年表
附录三 李嗣源主要家族成员世系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第一章 其人其地 沙陀族人 后唐明宗是沙陀人，其本名邈吉烈，成年后取汉名李嗣源。李嗣源生于唐咸通八年（867），其父名霓，乃沙陀军中一名将领，母亲姓刘；祖父名琰，祖母姓何。嗣源母亲与祖母的姓氏，暗示着他的母系很有可能有部分汉族血统。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在几个世纪之前，刘姓是内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采用的姓氏之一，如北魏时期的独孤氏曾改姓刘，而十六国时期的刘渊，更是匈奴人；而何姓在唐代也是来自内亚的“昭武九姓”之一。嗣源出生于应州（今山西应县），那是一个离长城大概一百公里的地方，他也在那里成长至十三岁，那一年父亲去世，让他成为孤儿。他父亲是后唐献祖李国昌的爱将，也是地方军队中的精英。因此，双亲在去世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对嗣源进行锤炼，另一方面，十三而孤，又足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融人新的家庭。后来，嗣源追随李国昌跟李克用，扎根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南。李克用的妻子跟李嗣源的母亲同样姓刘，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两位女士有家族血缘关系。此时李嗣源年华尚少，但他弓马娴熟，长于猎杀，这给李国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这位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先侍奉于献祖左右，后又被安排到献祖的儿子李克用帐下。 嗣源到十七岁时已经骁勇善战。当他到达晋阳时，李克用的小妾怀上第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年近三十的李克用此时还没有男性后代，而嗣源正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很快就情同父子了。但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最早是发生在嗣源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之间的，嗣源曾经这样描述李国昌对他的感情：“爱幸不异所生”。即使当中有夸张的成分，但这样的陈述至少暗示出养父对他的影响不异于他的亲生父亲。在那个战争年代，北中国边境的孤儿普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变成了李嗣源的机会，他因此得以融人晋阳，这个地方是山西中部的政治与社会中心，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更好地培养出报效沙陀部族的雄心壮志。嗣源在往后的日子里为这个收养他的族群作出了史诗般的奉献，这是因为他心怀感激，正是这个族群让他逃脱了一般十几岁孤儿的命运，使他没被遗弃，也没受奴役。嗣源长大后，成为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人，有时人笔记说他“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暗指他从早年开始就不太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坚持终身。李克用的继承人出生于唐光启元年（885），他与嗣源相比，反差很大，且令人震惊：李存勖视权力和荣耀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为人极其傲慢、奢侈和自私。存勖与嗣源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长大的，但却走上两条接近不一样的道路。 李嗣源是沙陀人，所谓沙陀，即草原中的大沙漠，有学者认为，这一民族乃与今天的土耳其人同种，更有学者认为，所谓沙陀，是从突厥语直译而来的。他们以游牧的方式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生活了好几个世纪，在中古时代，这里属于中国的内陆。然而，有关沙陀的历史材料最早乃见于唐代（617—907）。他们之前可能有别的名字，或者从其他族群中分裂出来，例如处月突厥，又或者她是由其他各民族融合而成的，其中包括粟特、鞑靼、回纥与吐浑。很有可能，沙陀族是在其史前时期，由当时边境附近其他不同部落的人合并而成的。在整个唐代发展过程中，它逐渐成为朝廷的雇佣兵，这是唐代“以夷制夷”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让一部分外族去抵御其他外族对中国的入侵，而沙陀也心甘情愿地成为唐代这一政策的代言人。他们曾经从天山南北出发，游走于甘陕地区和山西北部，其活动范围之广，足以反映出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渗透性，在此过程中，他们贩卖牛羊马匹，这些牲畜他们自己消费不完，大多数用于南方的边境贸易。突厥人统治那个多民族的边境地带长达七八个世纪，沙陀很有可能就是内亚突厥这个多民族共同体下的一个分支，但随着他们南迁，沙陀很快就发展成一个独特的民族部落了。有历史学家认为，沙陀人应该是会突厥语的，而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很有可能是从中演化而来的。一些材料也偶然地暗示出明宗会说“蕃语”，这有可能是他本身的沙陀方言，但更有可能是突厥语的一种变体，而突厥语乃丝绸之路上的一种通用语言。 早期的沙陀人“尊重鬼神，沉迷占卜”，显然进行着一些与摩尼教有关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在7世纪隋唐统一中国之前的那个大分裂时代就已传人中国。亲属死后给他们祭献牲口，也是源于这一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沙陀人并不只信奉一种宗教，如萨满教在他们当中也很有影响力。沙陀人敬天的行为，更体现在对自然的尊崇上，例如他们在丧葬中喜欢用动物——尤其是马匹作为祭品；明宗当皇帝时期作为消遣经常流连的一些景点，也被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减少人的痕迹。无可否认，汉人同样敬天，也同样占卜，但正如下文所谈到的，10世纪的汉人更倾向于认为自然的异象是可以预测的，而像沙陀这些北方民族则认为大自然变幻莫测，正因为如此，明宗常常会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反应过甚。 P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