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支多巴胺

作者是一名急诊科医生，通过记述他在临床上治疗过的患者，以及救治的整个过程，将和大众相关的医学知识进行了科普化的讲述。在这些情节跌宕起伏的文章中，有的患者被治愈了，有的患者却因为病情危重最终失去了生命，但是发生在每个患者身上的事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身体，如何看待生活和生命。

范志伟，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北院区急诊内科主治医师，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会员。

急诊往事
没有说出的“谎言”
和我同龄的他
那位录制了未来20年视频的母亲
只和我说过一句话的患者
吃不起药老人
当你老了
消失的儿子
穿着寿衣的患者
七年，一瞬
众生必死，死必归土
无奈的决定
生死之间
面对生死，没有什么选择是一定正确的
第十七张病危通知单
16号病床
是谎言，也是希望
抢救室里的三次拒绝
比沉睡更可怕的是一个人醒着
不只医学
两位让我难忘的农民工
住在楼顶棚子里的老人
凌晨三点，我听过城市的声音
16岁的女孩
遗落在抢救室里的泪水
偶尔治愈
父亲
那个曾经大呼救命的他，却选择了放弃
天堂与人间
我行医生涯中的四次冲动
身穿白大衣，谁没彷徨过
后记

     我一直以为急诊抢救室只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就像我曾经一度认为医学只是为了去拯救那些衰败的器官一样。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真正领悟，急诊抢救室绝不是被巨大落地窗围起来的工作间，它包含着整个人世间的起起伏伏和悲欢喜乐；那些我已经、正在、即将救治的患者，绝不仅是一个或数个衰败的器官，而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 没有说出的谎言 风很冷，它从我的衣领和裤脚处钻进身体，伴随着流动的血液到达全身。一个小时前还人声鼎沸的抢救室在沉静中显得有些寂寞，那些患者要么被收入了专科病房，要么住进了留观病房，要么放弃了治疗，要么已经离开了人世。 不知何时，搭班护士赵大胆已经关闭了急诊走廊中的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凌晨三点的急诊室竟然犹如冰窖一般寒冷，那些白中透黄的地板似乎和我一样，正在瑟瑟发抖。 在这样一个冬季的凌晨，我一个人孤单地徘徊在急诊走廊，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被我“送走”的人。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护士赵大胆肯定以为我出现了幻觉。 我的身体自然是健康的，我的内心仍在顽强地对抗着时间。 有人说，时间是忘记伤痛的良药。 那些被我“送走”的患者，我们在急诊抢救室中相遇，也在此处告别，我们只是彼此人生中的匆匆过客，可是，正在慢慢老去的我却依旧会在无数个深夜里想起他们。 那一年，北归的燕子姗姗来迟。我拿着主任用了多年的已经泛黄却很好用的听诊器在病房巡视，我的医生生涯刚刚起步，那时的我满怀激情和理想，还未曾体验过痛苦和悲伤。 那一天，她突然走进肿瘤内科病房，脸上的神情有些矛盾，既有期望，又有绝望。 “这里还有病床吗？”从几十千米之外赶过来的她嘶哑着声音问道。 我一边回答着她的问题，一边默默打量着她。她的衣服上还散落着末融化的雪花，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 患者是她的丈夫，夫妻二人半生相濡以沫，然而肺癌晚期的诊断却给了他们最沉重的打击，她的丈夫正在被病魔无情折磨。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检查单，颅内转移、肝脏转移、腰椎转移、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低蛋白血症、重度贫血、低钾血症、低钠血症……基于医生的专业判断，我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时日无多。 “还有一张空床，但是已经预约给了一位新发肺占位的患者”，主任很为难地摊了摊手。 听到主任的话，她眼睛里的绝望加深了。我赶紧转过身继续书写病程记录，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拒绝，还没有学会面对家属的悲伤。 夹杂着雪花的风从没有关严的窗缝中挤了进来，将我放在案头的书轻轻翻起。我探出头去，远远看见她站在主任办公室门前继续和主任说着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却像雕像一般，并没有移动半步。 最终，她的坚持感动了主任，也为自己和家庭赢得了一丝希望。 经过主任的多方协调，已经预约床位的新发肺占位患者被安排到了其他病房，而那位饱受癌症折磨的丈夫终于被收住人院。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人已经处于临终阶段，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了，家属和医生为什么还是不放弃？ 其实，当时的我心中也有一丝焦虑，因为这样的患者往往意味着厚厚的病历和化验单。在后续的治疗中，患者生命的尊严到底该如何得到保证？医生的爱心到底该如何得到体现？ 作为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是简单的疾病名称的堆砌。 作为医生，要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不是某个器官的功能障碍。 比如她的丈夫，一位10个月前发现肺癌的59岁男性，已经处于肺癌晚期，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 我不禁想问，对于这样的患者，“治疗价值”究竟要如何体现？如果治疗价值就是指治愈疾病，是否有些太狭隘了？难道说减轻了一个将死之人的痛苦竟然无法体现治疗价值？ 那一天，她湿润着眼角站在我和主任面前：“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可是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死掉。那样的话对他太残忍，对我也太残忍”。 听了她的话，再结合化验单、病历，我大概可以想象患者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当我第一次看见患者的时候，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惊。 患者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授，虽然已经被疾病折磨的形销骨立，但还是谈笑风生，并未表现得如我想象般消沉萎靡，时刻保持着一名知识分子的风度和体面。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伙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什么话，你直接和我说吧”。 我第一次为他进行胸腔穿刺时，或许是看出了我的紧张，他反而安慰我道：“如果在我这样一个半死之人身上都穿不好，你以后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只管来穿吧！” 对于当时那个心高气傲的我，听了这句话觉得自己被小看了，而多年以后，这句话却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带给我长久的感动。 北归的燕子终于带来了春天，也带走了他所剩不多的生机。 在经历了短暂的昏迷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和我说：“还有三天，就是我六十岁的生日，医生，请你一定要帮我撑过去！” 年轻的我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