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的故事

  

1923年，加夫列拉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她没有像许多同龄女性一样立刻结婚、回归家庭，而是将全部热情投入教育事业。她和许多年轻教师怀着同样的心愿，希望将西班牙从孤立、愚昧的状况中拯救出来。她从西班牙闭塞的小村庄来到炎热的非洲，又回到贫穷的西班牙北部。同时，她的工作与个人生活也被动荡不安的社会深深烙印。这是一位女教师的青春回忆，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西班牙内战前的历史见证。

何塞菲娜·阿尔德科亚（1926—2011），西班牙内战后第一代女作家、教育家，她和她的丈夫，作家伊格纳西奥?阿尔德科亚都是“半个世纪派”代表人物。她的主要作品是“自传小说三部曲”——《女教师的故事》（1990）、《穿黑衣的女人》（1994）和《命运的力量》（1997）。

第一部分梦想的开始
第二部分梦想
第三部分梦想的结局

     叙述我的一生……不知该从何说起。回忆总是跳跃着，断断续续。一段往事会突然浮现在脑海中，历历在目。一切都是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你都懂。即便发生时不懂，现在你也懂了…… 可是，当你试图回忆人生中留下烙印的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往事浮不出水面……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说完，不妨自己一点点梳理…… 那么多晦涩模糊的往事，如果你想听我解释，那咱们就试试。不过，请容我慢慢道来。别让我从头说起，一年年往下说，一生不能这样回忆…… 对我而言，比如说，毕业那天清晰无比。那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天飘着蒙蒙细雨。我刚满十九岁，大清早透过窗户，望着公园里笼着轻纱的树，山坡下有一团乳白色的光，像是悬在地面的一片云或一只线团。 太阳出来了，只剩几缕残雾挂在背阴角，城市的各种喧嚣蔓延开来：马蹄声、汽车喇叭声、孩子们的叫声、流动商贩的吆喝声。 这里是奥维耶多。我来自莱昂省的小山村，家乡位于阿斯图里亚斯和中部高原之间的一道山脉。我在奥维耶多的家庭膳食公寓住了很久，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个清晨。 我在城里念了三年书，那天的某一刻，即将完成学业。记忆清晰无比。早上十点，我和同学们去师范学校，收拾书本，领毕业证，交换笔记——哪天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还会用得着，互相道别，同学们有的留在城里，有的回家，比如我。 十点，我会再次看见我的名字，和许多名字写在一起： 加夫列拉·洛佩斯·帕尔多，教师……一个阶段的结束，一个梦想的开始。 我永远记得那天早上，所有同学都高高兴兴地走在街上。只有一位叫雷梅迪奥斯的同学在六月的期末考和九月的补考中都没有及格，但她也很高兴，反正要嫁人了。她说： “有什么关系？早晚都会放弃……” 我们正在往市中心走。这时，路人纷纷往两边让，说“来了来了”。我们踮起脚，想看个究竟，我脖子都伸酸了。这些傻乎乎的细节，居然记得那么清楚…… “有人结婚。”罗莎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的确，我们看见清空的街道中央驶来一辆精心装饰的敞篷车。谈论声小了，大家都专心致志地看。婚车经过时，能清楚地看见新郎新娘。 新娘坐得笔直，很傲气，时不时地想着应该面带微笑．于是便挤出一点点笑。她黝黑，清瘦，眼里没有一点情愫——可我却注意到那双眼睛又大又亮，额上箍的白纱落在肩头，滑向后背，右手握着一束花——我见她握得太紧，指节发白，左手戴着手套，右手的手套没戴，耷拉着，和花一起攥在手里。 “她不开心，”罗莎告诉我们，“听说家里人不同意……” 我没觉得她不开心，新娘只是紧张，想赶紧走完这段路，回家或去酒店，去某个举办婚宴的场所。 婚车经过的那一刹那，我定睛注视新郎。他年轻，严肃，蓄着黑黑的小胡子，更显神情坚定。他身着礼服，目光越过周围一大群人，落在街道远方的某个点上。不知为何，我心里想：他魂不在。婚车驶过，我对朋友们说： “新郎在想别的事，他魂不在……” 罗莎坚持认为： “新娘不开心，家里人觉得新郎不配……” 之后，我们沿着公园小路往上，笑嘻嘻地大声说再见。新郎新娘早已被我们遗忘，大家只顾一个劲地憧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我多次回想起那场婚礼。几天后，我在报纸上读到简讯，那些名字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卡门·波罗·伊·马丁内斯一巴尔德斯小姐与堂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阿蒙德中校喜结连理……” 当年，名字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多年以后，这两个名字无处不在。当年的我并不知道，他们会永远决定我的命运。（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