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乐章 万丈高楼平地起
天降大任
清代吴敬梓所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有这么一段叙述：“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素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得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
在这本写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著作完成整整两百年后的1949年，在中国东南角的上海，就真的降下了这么一群“艺星”。在接下来的四十余年里，他们隐身于幕后，用自己的声音演绎了无数外国影片中的有名角色，并且使那些角色超越了自身固有之美，从而将这个行业发展成一个极为成功的“电影再创作”模式，为当年亿万作为“井底之蛙”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窥望全球的“世界之窗”。而王冕和秦老当初所未能见到的“星君”们，我却有幸见到了。
坐落在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170号的福州大楼原名“汉弥尔登大楼”，属于“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大楼位于原上海公共租界内，由现名“巴马丹拿建筑事务所”（P&T Group）的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设计，新沙逊洋行投资建设，竣工于1933年。这座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楼曾经出现在芝加哥大学教授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的著作《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Secret War in Shanghai: Treachery, subver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一书中。在该书中，有那么一段有关这座大楼的记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出兵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的“孤岛时期”正式结束。第二天，日军在《上海泰晤士报》上刊登公告，规定“所有英国和美国公民，以及菲律宾人和印度人，都必须到设于都城饭店对面的汉弥尔登大楼内的日本宪兵站登记。他们必须提供个人详细资料，以及所有可携带财产和上海不动产的清单，以此换取通行证”。斗转星移，在那个日子过去近八年的1949年11月16日，就在这座曾代言了昔日公共租界之奢华，又见证了日本宪兵之恐怖的大楼内，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正式成立了。而当我们在任何时候谈到电影译制片时，就必然会提到一位并不一定为多数中国电影观众所熟知，但却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电影译制片目前鼎鼎大名的陈叙一。
陈叙一（1918-1992年），原名“陈叙彝”，上海电影译制厂创始人、译制导演、翻译家、厂长，他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洋行买办家庭。陈叙一从小便学习英文，并阅读外国文学书籍，他与有名声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小燕还是小学同学。在从由长沙圣公会创办的四年制教会学校雅各中学毕业后，陈叙一便进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37年，当时还有个英文名字“吉米”（Jimmy，旧译“吉美”）的陈叙一尚在沪江大学读二年级时，离家出走了。之后，他曾先后在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和怡和洋行等机构担任职员。1943年，陈叙一开始尝试戏剧翻译和编导工作。同年，他加入了黄佐临、石挥等人组建的苦干剧团，在团里当过舞台监督和龙套演员。1945年，他第一次执导了话剧《埋头苦干》和《一刹那》，并且还为苏联商人创办的商业电台写过广播剧。1946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陈叙一离开上海投奔了解放区。之后，他曾经一度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新华社广播电台工作，之后又在华北人民文工团从事过戏剧创作。1949年年初，他被派到天津接管当地的电影院，并担任天津电影服务社副社长。1949年年中，虽然穿着褪色的黄军装，但固有的倜傥本色依然可见的陈叙一，便随着渡过长江滚滚向南的解放大军回到了自己阔别三年的上海。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教接管委员会电影处工作过一个短时期后，陈叙一便受命开始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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