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的手艺

如何阅读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或者经验。程巍先生认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分为“文学阅读”和“专业阅读”。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大多数进行的都是文学阅读。那么专业阅读是什么样的呢？程巍先生的这部作品就是专业阅读的代表，通过专业阅读的视角，读者能够发现大家“句子的手艺”，勤加练习，你的“句子的技艺”将会显著增长。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等；译有《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等。

大家来读书 陈众议
Ⅰ 卡罗威的“盖茨比”——低鸣的济慈的回声
故事叙事者卡罗威
“大私酒贩子”盖茨比
中西部的一个故事
Ⅱ 反浪漫主义——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
“文学朝圣者”的理想景观
哈沃斯的“勃朗特化”
盖斯凯尔夫人的“两个国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眼光
将荒原的忧郁从荒原自身剥离
维多利亚时代的左右两弧
Ⅲ 夏洛蒂·勃朗特——鸦片、“东方”与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
隐晦的“切口”就是鸦片的别名
鸦片幻觉中的“东方”
从医学到美学的幻觉之流
东方集市“水晶宫”
在“英国性”和“帝国性”之间进退失据
“鸦片美学”的背后
这是一种“国家犯罪”
待在国内的帝国主义者
Ⅳ 句子的手艺——与句子纠缠的翻译家
与句子的纠缠
文字手艺人
将“另外一种语言系统”带人母语
后记

     故事叙事者卡罗威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4月在纽约出版，评论界对之毁誉参半，且坊间忽有传闻，称女主人公黛西的形象塑造“明显剽窃了”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年9月出版）中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深为流言焦虑的菲茨杰拉德于是将这部小说最初的手稿片段（大致写于1922年7月至次年7月之间）寄给薇拉·凯瑟，以自证清白。他4月底就收到了薇拉·凯瑟的回信，信中称她酷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时证明自己并未从其中发现任何剽窃痕迹。 寄给薇拉·凯瑟的初稿片段有两页留存了下来，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其中出现了乔丹·旺斯和埃达两个女角色和卡罗威这个男角色，从他们身上可清晰分辨出后来正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乔丹·贝克、黛西和尼克·卡罗威，但在这些初稿片段中，卡罗威还不是故事叙事者，所拟的小说题目也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片段中根本就没有盖茨比这个人物，与之相仿的形象倒出现在菲茨杰拉德在创作这部小说的间歇所写的两个短篇小说中——而是“在灰堆与阔佬中间”。不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并非一气呵成之作，它经历了好几年的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人物和情节多有调整和增删，而其间薇拉·凯瑟笔下的玛丽安·弗里斯特暗中影响了黛西形象的塑造，也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这种“并非蓄意的相似”丝毫不会削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艺术原创性。 菲茨杰拉德反复构思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也是卡罗威渐渐成为故事叙述者的过程。哈罗德·布鲁姆说“菲茨杰拉德的美学是济慈渴望的消极能力的个人修订版”，又称“盖茨比不能讲述他的梦，每当他试图描述他对黛西的一往情深时，他的话语都坍塌为俗套之词，尽管我们不怀疑他对黛西的爱的真实性，就像我们不怀疑气息奄奄的济慈对范尼·布劳恩的强烈渴念的无比真实性。把可怜的盖茨比的粗俗的浮华用词与济慈的讲究的栩栩如生文体等量齐观，可能让人觉得荒诞，但盖茨比的深处是一个济慈”，不过卡罗威而非盖茨比才是故事叙事者，所以布鲁姆又说“在卡罗威的失落的、具有浪漫主义盛期风格的音乐的后面是低鸣的济慈的回声”。这就像芭芭拉·霍希曼所说，“作为一种分离或保持距离的方式”，“尼克这个角色被菲茨杰拉德用来传达自己的声音”。 那么，“菲茨杰拉德自己的声音”或“尼克的声音”，到底是怎样一种声音？它与“济慈美学”或“消极能力”有何关系？其实，这种声音的特征恰恰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至少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肯定，以便让事物和人物呈现自己，而不是匆忙将它们强行纳入自己已有的知识范畴和道德评判标准。正如济慈在1817年12月21日的一封家信中谈到“消极能力”时所说，“所谓消极能力，即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我们关于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知识和据此进行评判的标准可能并不像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全面和公正，世界、自我和他人的真相是隐匿着的、半真半假的、真假难辨的，因而是神秘的，犹如黛西、汤姆、乔丹、盖茨比以及其他那些在书中出现的人物，他们的对话和关于他们的传闻是不可靠的，以至卡罗威对自己的“视觉”比对“听觉”更多一点把握，认为优选从人们表现出来的“姿态”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来判断一个人。唐纳德·哥尔尼希特谈到济慈的创造性的核心特征时，说它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发生同情的奇特的能力，这与他的有关真正的诗人不执着于自身的观念密不可分”。实际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篇就赋予了故事叙事者卡罗威这种“消极能力”： 我年纪尚轻、易受影响的时候，父亲教我一条为人处世之道，我一直未敢忘怀。 “每当你感到要去批评他人时，”他说，“切记，世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的那些有利条件。” 他没再说什么。尽管我与父亲之间一向话不多，但总能心心相印。我明白他话里有话。结果，我就渐渐习惯于保留自己的评判，这一习惯使众多离奇古怪之人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为许多纠缠不休的倾诉者的牺牲品。心理不正常的人总能立刻从一个正常人那里察觉到这种品性，并抓住不放，于是，在我上大学时，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秘密与闻一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人物的痛史。大多数这类隐私并不是我主动去打听的——每当我从某种确凿无疑的迹象意识到自己又将面临一场秘密倾诉时，我总装出昏昏欲睡、心不在焉或极不耐烦的样子，这是因为年轻人的私密，至少就他们表达这类私密的用词来说，通常是剽窃来的，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自己的判断意味着对人怀揣无穷的希望。正如父亲曾自命不凡地提醒的，也正如我自命不凡地重复的，人类生来就在待人接物的善意上分配不均——如果我忘了这一点，不能宽容待人，恐怕我在评判他人时就会因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失之片面。 但卡罗威也可能将这种“保留自己的评判”的习性的形成部分归因于地理以及年龄的变化带来的一种迷惘的心理状态。他来自辽阔而寥寂的中西部的一个世家，“大战时”参军在欧洲打了几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