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1948年4月，费孝通出版了《乡土中国》一书。这本书最初是由一篇篇的散论编订在一起的，属于散文体的论说文集，不过由于费孝通是一位社会学家，受到过当时英国人类学的完整训练，因此写出来的文字表面上松散，实质却是一种学术上的紧凑，随处都可以见到理性思考的睿智和启示，文字上，篇篇都是在讲有关中国基层社会里的乡土逻辑及其实践，整体上也就是有关于乡土中国的具体讨论。《乡土中国》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那时的费孝通已经积极参与到了民主建国的社会运动之中去，他试图用自己的学术思考来去构想未来中国可能的出路问题，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地便落到了那时占有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问题，或者广义而言的乡村发展问题上。 《乡土中国》这本书流畅生动，类似于一幅讲述中国乡村生活故事的景物画，画面清晰明朗，人物性格鲜明，生活安排更是井然有序。在一种差序格局的网络之中，似乎人人都会各守其责，各安其位，男女有别，老有权威，少有礼数，一派秩序和谐的生活景观。但这种理想的生活显然不是没有危机感的。费孝通写《乡土中国》一书目的之一就是在呈现一幅和谐融洽的乡土中国之外的危机，为乡土重建和“理想中国”的构架做出自己的探讨。 因此，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即便是在今天，还依旧是有重新去讨论的空间和价值，借助于对此书的阅读和讨论，值得重新去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浸入到我们传统生活并对之加以替代之中而有的一些深度反思。实际上，每个人去阅读《乡土中国》一书，都必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或者真正理想中国究竟会是怎样的。这可能才是费孝通试图去写《乡土中国》一书最为本真的初衷。

费孝通（1910-2005），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燕京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1981年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Huxley）奖章。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人的研究在中国》等，群言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费孝通全集》20卷，著作等身，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乡土中国的理想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导读
乡土本色
文字下乡
再论文字下乡
差序格局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家族
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
无讼
无为政治
长老统治
血缘和地缘
名实的分离
从欲望到需要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接近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优选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优选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士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