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青科幻丛书

中国科幻银河奖 、晨星科幻文学奖拉兹 宝树 三丰联袂推荐汪彦中是一位敏锐而犀利的未来观察者，他以科幻为矛，直击社会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甚或麻木的茧壳之盾，撕裂它，撞碎它，让人在欢笑中悲伤，在悲伤中反思。这种超脱于技术的、对人和未来人的思维试验，是科幻小说的高级形态，作者又用融合了传统与科幻的文笔将之巧妙地化为一篇篇惊奇故事，构成了令人惊奇和警醒的异变未来。——拉兹《科幻世界》主编 汪彦中是最富有文学天赋和自觉的科幻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对现实和人性的敏锐洞察，对文字准确度和表现力的不懈追求，结合新奇而扎实的科幻元素，正在开拓出一系列既不同于主流文学也不见于一般科幻的奇妙秘境。——宝树 科幻作家汪彦中是一位洞悉人心的观察者和擅长思维实验的思想者。在他的笔下，理性与人性仿佛行走在钢丝之上，只需以科幻之手轻轻一推，就会朝着不可言说的方向滑落。异变是打破平衡的结果，更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三丰 科幻评论家

本书不仅涵盖了《症候》《伶盗龙复活计划》等早期获奖作品及代表作，还收录有《同温层食堂》等科幻体裁与传统文学风格相融合的近年新作，力图通过对科幻语境下人的矛盾、苦痛、挣扎等状态的展示，探索出一条通过科幻反思人生的艺术创作新路。

汪彦中，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委员，豆瓣阅读专栏作家。自2010年起开始创作小说，作品获中国科幻“银河奖”、第三届“晨星”科幻文学奖。小说作品见于《科幻世界》、《科幻Cube》、《萌芽》、《特区文学》、豆瓣阅读等杂志及网站。2018年出版科幻短篇小说集《二次遗书》。银河奖获奖作品《症候》目前已进入影视改编阶段。

访客
二次遗书
伶盗龙复活计划
夜眼
症候
贩卖人生
警车伤人事件
球体
异变
天国之路
同温层食堂

     访客 1 曾几何时，柯乐是国际最权威的天文学家之一，可一夜之间他却成了大骗子。“民科”这种词汇用在他身上，甚至可以说是口下留情了——如今，全世界人民都认为，此人是个精神病患者、智障、诈骗犯、邪教头目。 讽刺的是，在成为全世界唾弃的对象之后，柯乐的知名度竟比过去更高了。想要采访他的组织多如牛毛，而我所在的新闻社也是其中之一。 想要访问柯乐本人可不容易。 记者圈中有传言，说柯乐掌握的情报非常敏感，国家派了一大堆便衣警察日夜守在他家门口，别说行人，就连过马路的猫和狗都会遭到秘密监视和扫描；想派出暗访用的微型无人机接近他也不可能，因为便衣警察在他家周围布置了安保防御力场……言之凿凿，极其生动。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明显都是胡编。 但是，即便排除谣言和阴谋论的因素，像我这样的记者也确实很难接触到柯乐本人。他家的网络接口、电话线、激光电视信号线等一切对外联系方式，全都被他自己切断了。已经有无数人向他发送过网络邮件，但从未见他接受过哪怕一次采访。 也有人曾围追堵截过他的家人，可惜效果不佳。自从两年前柯乐执行完任务回来并发表他那番惊世骇俗的“高论”后，他就逐渐变得众叛亲离。几乎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他，如今只剩老母亲还陪他待在家里。 老大妈年事已高，对科学一窍不通，并且爱子心切。她雇了一大帮用人守在家里，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家庭进行骚扰。亲属采访这条线也断了。 我有几位同事也曾摩拳擦掌，准备来硬的，策划直接闯入柯乐家里将他绑走。我劝他们优选慎重。 “人家年轻时候可是空军出身，早年在火星轨道当过飞行员，否则凭什么能成为‘骑士计划’的宇航员？就你们几个的体格……” 同事们想了想，觉得有理，也就放弃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柯乐行事日渐变得低调，他那套奇谈怪论逐渐被大众和媒体遗忘了。在“骑士计划”结束两年后的今天，已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罹患精神病的前天文学家、宇航员、太空探险家的近况。新闻社对他的专访企划被束之高阁久矣，几乎快到了告吹的边缘。 但就在这年年初，我通过某个秘密渠道得到消息：柯乐正在招募信徒，似乎在策划什么重大事件。消息来源十分可信。 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我必须伪装成他那套歪理邪说的信徒，并设法接近他。 新闻社的上级领导们是绝无可能批准这次“采访”的。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悄悄地展开了行动。 2 谈到柯乐的那套“理论”，首先必须要将视线转回到两年前，也就是“骑士计划”执行的那年——公元2061年。 2061年是天文学的大年，也是全球天文学家的盛大节日，因为哈雷彗星将在这一年抵达近地点，再度造访地球。理所当然地，许多国家都争相展开了针对哈雷彗星的探测计划，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不过与别的国家不同，我国开展的“骑士计划”，可以让人类距离这位“老朋友”更近。 “骑士计划”的核心要点是：将“人”送上彗星。 当然了，这里指的并不是真人。 即便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宇航员依然是高危职业，把人送上彗星不仅风险巨大，且成本也太高，因为人体实在是太重了。而如果与别国一样，仅仅只送一个遥控无人探测器前往探测，那又显得有些“不过瘾”——面对复杂险恶的彗星表面状况，无人探测器在灵活性方面存在不足，人工智能处理器也有故障的风险。何况这种探测方式着实缺乏新意，在新一轮航天竞赛日趋激烈的今天，它缺乏足够的政治象征意义。 当时已是火星轨道站总负责人的柯乐，在“地—火”两地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的方案：“找一名志愿者，将其大脑移植进入电子脑内，把系统总质量不到三公斤的电子脑作为彗星登陆器的控制核心。利用纳米碳材料制造登陆器的主体结构，包括四肢和移动轮等设备，并且在纳米碳表面布设人造神经，经人工神经中枢导入‘电子脑’内部。这样，登陆器就成为以电子脑为意识核心的机器人。而由于电子脑的意识移植自人类大脑，因此登陆器本身就相当于一个活人。” 柯乐设想，利用这种办法既能大大减少探测器质量，又能变相起到“人类首次登陆彗星”的宣传效果。 将人类大脑移入“电子缸中脑”的实验在当时已经获得成功，而我国设在火星轨道站内的车间也已能够小批量生产碳管、碳布、型材等材料。在火星轨道制造并发射探测器，其成本比在地球上制造发射探测器要低得多，并且许多设备组件和系统都是现成的，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从而令我国的探测计划抢在众多国家之前成功。 专享一个要命的问题在于：究竟移植谁的意识比较好？ 柯乐头一个就提出要移植自己的头脑，但上层表示强烈反对。他的头脑太重要了，而大脑电子化移植的失败概率约有百分之十五，且“骑士计划”的探测飞船在发射、飞行、着陆、探测、返回、回收等诸多环节上都存在各自的失败概率。没人愿意把全人类很好科学家的大脑当作赌注，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