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军官的犹太妻子 大屠杀中的一个幸存奇迹

纳粹军官妻子、犹太女人，这两个看似截然对立的称呼却在本书中紧紧地捆绑在一个人身上。不为别的，只是一个女人为了尽力存活下去。
伊迪丝·汉恩是在奥地利快乐成长的犹太女孩，她梦想成为大法官，却在纳粹入侵那天早早结束了自己的青春。亲朋离散，家族崩毁，伊迪丝被迫前往劳动营从事极不人道的体力活动，并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德国人中周旋生存。
当伊迪丝遇到一个喜欢她的"纯种雅利安"男人，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因为渴望爱情，还是活下去的本能，让她同意与他步入婚姻。与纳粹军官结婚，真的能拯救自己吗？还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伊迪丝·汉恩·比尔，原名伊迪丝·汉恩，出生于1914年，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 进入大学深造，这在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年轻女性中极为罕见； 1941年，她被迫前往德国北部的劳改营劳动，13个月里每周劳动80小时，分配到仅供充饥的食物； 1942年，她被遣返维也纳，在朋友帮助下化名格蕾特·但纳，潜往慕尼黑； 在慕尼黑，她遇到纳粹军官维纳·弗特，并向后者坦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两人1943年结婚，前往勃兰登堡生活，1944年生下一个女儿； 1945年德国战败，伊迪丝重申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成为勃兰登堡家庭法庭法官； 1947年，伊迪丝与维纳感情破裂，协议离婚； 1948年，苏联企图吸纳伊迪丝为东德安全部密探，她逃亡至英国； 1957年，与犹太珠宝商人弗雷德·比尔结婚； 1984年，移居以色列，后再移居英国，2009年于伦敦去世。 伊迪丝将私人文件捐献给美国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共计800份，这是馆内所收藏的属于单个人的最庞大的文献之一。

前言
1.当年的细弱声音
2.维也纳的汉恩姓氏
3.裴比·罗森菲尔德的小女孩
4.爱的陷阱
5.奥斯特贝格的芦笋种植场
6.阿什尔斯莱本的女奴
7.在维也纳变身
8.慕尼黑的白色骑士
9.伊梅曼街的安宁日子
10.体面的雅利安家庭
11.勃兰登堡沦陷
12.潜艇浮现
13.我听见邪魔戈培尔在狂笑
14.裴比的最后一只包裹
附录
①关于作者
②亲友回忆伊迪丝·恩·比尔
③书中人物的归宿
④历史照片

     1 当年的细弱声音 过了一段时间，洋葱买不到了。我从勃兰登堡市立医院红十字会的护士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听到，元首需要洋葱制造毒气征服我们的敌人。不过，我当时——那是1943年5月——觉得倘若能吃到一颗洋葱，第三帝国的公民会很愿意放弃享受毒死敌人的快感。 那时，我在外籍工人和战俘病房做护理。我的工作包括给所有病人泡茶，把泡好的茶水装在小推车里送到他们病床前。递给他们时，我尽量露出笑容，用愉快的声音说声“日安”。 一日，我推着空茶杯回到厨房洗刷，撞见一位资深的护士在切一颗洋葱。她是一名军官的妻子，来自汉堡。我似乎听见她名叫希尔德。她对我说，这颗洋葱是给自己吃的，当作午餐。她神情慌张，观察着我的脸色，看我是否看破了她的谎言。 我露出空洞的眼神，以及我的招牌式傻笑，自顾自去洗茶杯，装作全然不知这位护士为了一名重伤病危的苏联战俘，特地在黑市上买来洋葱，要让他在最后日子里尝到渴望已久的味道。这两桩事——买洋葱和友善对待苏联人——无论哪一桩都会让她进监狱。 跟那些胆敢违抗希特勒的德国人一样，这位来自汉堡的护士是罕见的例外。在我们医院里，更常见的是医护人员偷窃外籍病号的食物，带给家人或自己吃。你要理解，这些护士都不是来自进步家庭、受过教育、怀抱神圣使命来看护病弱者的女性。她们大多是来自普鲁士东部的农家女孩，生来注定在田地里、谷场上劳作。倘要逃脱这个命运，她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做护理是其中一条出路。她们在纳粹时代成长，接受纳粹宣传鼓动。她们真心相信，自己作为北欧“雅利安人”，属于高人一等的人种。她们觉得医院里这些苏联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是为了给她们做苦力而生到这个世上。从这些低等生物那里偷一碗汤不是罪过，反而是极合法的行为。 我估计勃兰登堡大概拘有一万多名外籍战俘。他们都在欧宝汽车制造厂、阿拉多飞机制造厂，还有其他一些工厂做工。我们医院里的战俘，大多是在工业事故中受伤。在打造第三帝国的经济之时，他们被金属锻压机轧烂了手，被燃烧的锻铁炉烧伤，被腐蚀性的化学制品泼溅。他们属于被奴役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被征服，束手无助。他们被运走，离别了父母、妻子、儿女；他们渴望家园。我不敢看他们的面孔，害怕看到自己——我自己的恐惧，我自己的孤苦。 在医院里，每一种服务都单独设于专用的楼房。我们护理人员在一幢楼里进餐，一幢楼里洗衣，一幢楼里处理整形外科病员，一幢楼里处理传染性疾病患者。无论何种伤病，外籍工人与德国病人都被严格地加以隔离。我们听说，曾经有一整幢楼配给患斑疹伤寒的外籍病人，据传这种疾病源自被病菌感染的水。在我们这座美丽的历史古城，拥有如同神来之笔的不朽的协奏曲,我们的水源清洁，食物由政府谨慎地审查、定量配给，他们如何感染这种病，绝不是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女孩能想明白的。很多同事认定，这些外国人自己招致这种病，因为他们腌臜的生活习惯。这些护士竟能自欺到如此的地步，绝不承认病菌源自苦力工人被迫接受的不堪的生存条件。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护士，而是护士助理，仅受过做粗活的训练。我给无法进食的病人喂食，掸去床头柜的灰尘，清洗橡胶手套。我们用的不是你现在所见的那种轻薄的白手套，使用一次就丢弃；我们的橡胶手套很厚，很耐用。洗干净后，我得给手套内衬撒粉末，方便再次佩戴。有时，我也调配一剂黑色膏药，抹在绷带上，做成敷布来缓减病人的风湿痛。我的工作大概就这些，再往医疗方面的事情，我就做不了。有一次，我被调去协助输血。他们用虹吸管将一名病人的血抽进一只碗里，再将碗内的血液抽吸到另一病人的血管里。我的任务是搅动碗内的血液，以免凝固。搅着搅着，我便觉得反胃，跑出手术室。他们议论道：“格蕾特这个小傻帽，维也纳来的小姑娘，没受过什么教育，跟清洁工没两样，能指望她有什么出息？让她去给在机器里剁了自己手指的外国人喂食吧。” 我总是祈祷病人不要在我值班时去世。上天肯定听见了，因为战俘们都在我轮班之后才死。 我尽量友善地对待他们，努力跟法国人说法语，缓解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兴许我笑得太灿烂，因为8 月的一个早晨，护士长对我说，我被观察到以过于友好的态度对待外国人，所以要把我调往妇产科。 你瞧，告密者无处不在。正因为如此，那位触犯禁令买洋葱给苏联病人的护士看到我时惶恐得不知所措。你看，我只是个小傻帽，玛格丽特，方便起见，被缩称为格蕾特。我只是奥地利来的、没受过教育的、20岁的护士助理罢了。就连我也可能是盖世太保或党卫队的眼线。 1943年秋初，我被调到妇产科不久后，医院来了一位重要的实业家，一辆救护车专门从柏林将他送来。这位病人患中风，需要安宁、无干扰的疗养。盟军自1 月以来不断轰炸柏林，因此，他的家人和朋友认为，他在勃兰登堡会康复得更快些。因为这里天上不掉炸弹，医护人员无须处理轰炸后的伤残者，从而他能得到更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