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这块古老、广衰的土地上萌芽、成长、繁衍、承传。它有如蜿蜒奔腾的长江和黄河，源于亘古高山，流向万里平野，气势磅礴而雄浑，内涵深远而博大。虽然它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的稳定因素，深藏着异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与个性。这些特点与个性都是从深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里生长发育出来的，不了解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产生的根源与环境，就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多种文化源头的汇合
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起于何地，始于何时?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论中国文化的起源，多以“中国文化西来说”立论。法国有名历史考古学家拉克伯里专门著有《中国古代文化西源说》(West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西亚细亚，从而断定汉族为巴克族（Bak)。他认为上古的汉族即巴克族，经过中国的西北，渐次侵入中国。所谓Nakhunte即Nai HunTi(黄帝）是巴克族的一个酋长，率其族人，经中亚入中国西北地区，至黄河南折，建立部落，并死于甘陕交界之地。拉克伯里把黄帝、神农氏、庖牺氏等均说成是巴比伦人，其目的在于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西方。1920年至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聘请瑞典人安特生对华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他根据所获得的资料，系统地提出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由中亚和南俄罗斯移入的欧罗巴文化。在其所谓的根据里，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欧洲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器相一致，并且与中亚的安诺、北部希腊，以及加里西亚、特里波里等地区的彩陶分布相一致，由此得出中国的仰韶文化乃是欧洲经中亚传入中国的。此外还有美国学者亨廷顿、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也都在同一个意义上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
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出现了与封建“泥古派”相对立的近代疑古思潮。胡适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应以《诗经》为最早文献，主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即是把西周末年（公元前八世纪）作为“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并宣称应该首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在胡适影响下，以顾顿刚、钱玄同、罗根泽、吕思勉、童书业等人为代表在学术界掀起具有重要影响的疑古思潮。在历史文化的起源上，他们断定殷周前的古史都是春秋战国时的学者为了论证其政治主张而凭空编造出来的。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物，如“三皇”“五帝”等均属神话，甚至连夏朝的存在也都予以否定。这样，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先秦以来关于中华民族源头的种种看法所作的记述，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后推迟了两三千年。因此“炎黄子孙”“五千年中华史”等传统的说法发生根本动摇，而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问题更陷入鸿蒙迷离之中。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期间中国考古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猛烈地冲刷着“欧洲中心”论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疑古思潮所断定的中国古目前限也逐渐被否定或重新修订。
中国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是从原始社会中缓慢地孕育出来的。然而，原始社会的许多因素，又以这样或那样改变了的形式，掺杂在文明社会中，因此造成了二者在时间上难以断析的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司马迁在其《史记·五帝本纪》中也因这种困难而对他那个时代就流传着的远古传说持一种犹豫的态度。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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