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晚年情怀

鲁迅的晚年情怀，在著名学者王彬彬的笔下，更加的摇曳生姿，让人感怀不已。作者既是有名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写作了大量的文化随笔和文学评论。鲁迅的晚年生活，晚年创作，晚年的交往和友情，晚年的思想变化等，也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即文笔细腻、老道，又锋芒毕露、情感充沛，精准地剖析了鲁迅的晚年情怀。

第一章逆旅中的姑活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就姑且活下去吧"
第二章刀丛荆榛中的恶战苦斗
"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
"骂鲁迅是'公事'"
"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第三章启蒙即救亡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可羞甚于陨亡"
"甘为泥土"
第四章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与"救得一弊是一利"
"优选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
第五章"没齿无怨言"与"一个都不宽恕"
"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砭锢弊常取类型"与"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与"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
……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有的鲁迅传记，在写到鲁迅离粤赴沪时，用“开阔爽朗”、“精神抖擞”一类词形容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之所以如此，则因为鲁迅觉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我想，鲁迅当时的精神状态，恐咱并不如此昂扬、乐观，毋宁说，更多的是阴郁、忧愤和焦虑。鲁迅在那时，的确有着一种对所谓“大时代”的预感，但鲁迅预感到的“大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生，也可以意味着更的沉沦和死亡。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过这样的话：“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又有人说，鲁迅当时离粤赴沪，是文化鲲鹏“择木而栖”，“最后选择了上海，在那里筑巢”。这种说法也颇不合于实情。鲁迅虽然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但他却从未积极主动地“选择上海”。在当时情形下，鲁迅来到上海，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怀着些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地踏上上海的码头的。对厦门和广州感到失望后，鲁迅并没有在上海长住的打算。许广平后来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广东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一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所以，鲁迅是怀着一种漂泊感踏上上海滩的。 本来，以当时中国之大，也并没有一处地方是鲁迅既能够又乐意居住的。黑暗和压迫、荒谬和无聊、污浊和血腥、腐朽和没落，是到处都一样的。所以，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令鲁迅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习惯、舒适。现在想来，这倒是正常的。如果不这样，倒有些难以理喻；如果不这样，中国也就不是中国，而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因此，当我想象着鲁迅离粤赴沪的精神状态时，我的眼前出现的是《野草·过客》中过客的身影：“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而“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我想，鲁迅离粤赴沪，在他来说，踏上的也正是一条“似路非路”的路。当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时，当然还有“过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然而，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而那边“是荒凉破败的丛葬”。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拣尽寒枝不肯栖”，但最终却不得不在上海滩上栖息下来，并从这里走向了“坟”。但栖息下来的，仅只身而已，至于心，则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也未曾安顿下来过。初来上海时，鲁迅固然有一种漂泊感，一种视上海为逆旅的心态。但实际上，这种漂泊感，这种逆旅心态，直至生命终结，也并未改变过。鲁迅是怀着在上海“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情，在上海过到了死亡降临的。 一个人对当下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心态，是感到满意并准备长久保持下去，还是深感不满并随时打算改变；一个人对眼下栖身的地方怀着怎样的感情，是感到习惯甚至喜欢并准备在此安身立命，还是感到不适甚至厌恶并时刻打算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而那种始终怀有的漂泊感，那种一直存在着的逆旅心态，对鲁迅晚年在上海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无疑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至于鲁迅为何始终不能在当时的上海安下心来，当然有一些具体原因。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