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金圣叹

生活于明清之际的金圣叹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创见迭出、影响深远的文学评点，还以其标新立异的学术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人格风貌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关于金圣叹的研究专著和评传已有多种，本书的特点在于着力揭示金圣叹的思想在明清之际思想目前的意义。本书还剖析了“圣叹”的出典、“游戏科场”“居易俟命”等问题。

导论
第一章晚明社会与吴中风尚
第一节内忧外患的晚明社会
第二节晚明吴中风尚的复杂性：放诞不羁与通经致用的融合
第二章早慧敏感的少年时代
第一节“圣叹”之号的出处
第二节早慧多思的禀赋
第三节学术兴趣的萌芽
第四节自负大才的少年
第五节家庭师友的熏陶
第三章游戏科场与破格入仕之志
第一节游戏科场之举
第二节建功垂名之志
第三节破格入仕之梦
第四章金圣叹与钱谦益的思想渊源
第一节金圣叹与钱谦益的“仙坛唱和”及其他交往
第二节金圣叹之推重致用和伦理
第三节钱谦益兼重经世与纲常的倾向
第四节“仙坛倡和”与通经学古思想
第五节余论：绳狂与砭伪
第五章兼奉台禅的佛学思想
第一节推崇天台宗的主要表现
第二节金圣叹禅宗思想的特点
第三节兼奉台禅与重视《维摩诘经》、《涅槃经》
第四节金圣叹与晚明禅宗思想的关系
第六章著书自娱的壮年时期
第一节著书自娱的心理动机
第二节《水浒传》评点与标新立异的学术个性
第三节从交游过从看金圣叹倜傥不羁的人格之形成背景
第七章“忠恕”说与晚明思想的困境
第一节“忠恕”说的内涵
第二节“忠恕”说对朱熹《通书注》“诚”论的承袭和变革
第三节“忠恕”说与晚明思想的困境
第四节“忠恕”说的理论漏洞
第八章援佛释易的易学思想
第一节金圣叹与朱熹易学的关系
第二节以人法关系诠释《周易》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以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说解释乾坤两卦的关系
第四节以因缘和合诠释阴阳合德
第五节晚明援佛释易的思潮对金圣叹的影响
第九章金圣叹的小说理论
第一节“腰斩水浒”说的反思
第二节人物个性说再探
第三节叙事角度新论
第四节“正笔”、“闲笔”辨
第十章明亡之初的志在归隐与晚年的“居易俟命”
第一节明亡之初的志在归隐
第二节治经学道与兼融儒释道三教的学风
第三节居易俟命的素位说
第十一章金圣叹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唐诗分解说的渊源和内涵
第二节诗歌不写景说的形成背景
第三节杜诗“虚幻”说与时代思潮
第十二章金圣叹的儒释道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关系
第一节华严心本原说与文学思想的逻辑联系
第二节金圣叹以《华严》“唯心偈”论文艺对徐增的影响——兼论以钱谦益为中心、主张反经明教的士僧群体
第三节佛教“因缘”说对文学观念的多重影响
第四节其他文学命题与儒释道思想的离合关系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晚明社会与吴中风尚 生活于明清之际的金圣叹（1608—1661）早年便考中了秀才，但其功名仅此而已；他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评点诗文、小说和戏曲，同时还热衷于宣讲自出心裁的佛理。他平素交游过从的士人也大多是苏州本地的无名之辈。除了临终前被卷入“哭庙案”之外，他一辈子不曾参与任何重大政治事件，更遑论有何政治功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晚明社会的全面危机和晚明时代思潮毫无体认，相反，他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都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并常常以纠正时代思潮的弊端为宗旨。因此，在考察金圣叹的生平经历之前，我们对晚明社会的深重危机和晚明吴中风尚略做回溯，就不只是为了套用知人论世的惯例，而是试图描绘出文坛怪杰金圣叹所背负的时代阴影，揭示金氏所熏习的吴中民俗士风，并由此窥探金圣叹立身行世的独特方式、文学批评的独特风貌和学术思想的独特取向的形成背景。 第一节 内忧外患的晚明社会 出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金圣叹从儿童迈人成年的时期，正是腐朽不堪的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下急剧衰败之际。从万历后期开始，晚明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弊端丛生，而直接危及明朝存亡的则是东北建州女真的步步进逼和全国各地的民变蜂起。一边事日益危急 从明嘉靖隆庆年间起，辽东边事可说是日益危急。万历初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重用将才李成梁，辽东局势基本稳定；然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发兵攻明，抚顺被陷，游击李永芳被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经略杨镐率十万大军分四路围攻建州，结果明军大败，此役被认为是明王朝和建州王朝胜败的关键。为了重振辽东局势，神宗起用熊廷弼，且赐尚方宝剑以重其权。熊廷弼采取固守方案，在他经略辽东的一年间，局势逐渐稳定。但是，万历四十八年熊廷弼罢官后，继任者袁应泰不懂军事，导致天启元年（1621年）沈阳、辽阳两大重镇相继沦陷。天启二年（1622年），孙承宗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辽东经略，山海关内外的防御得到了有效整顿，但不久他又被迫辞官还乡。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负责辽东军事，此人胆略过人，精于韬略，在宁远之战中击败努尔哈赤，威名大振。然而，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十万之众，兵临长城南面的遵化城下，使得距遵化不过二三百里的京城岌岌可危，是为“己巳之变”。事后，崇祯帝因中皇太极的反问计，将袁崇焕逮捕；次年袁被处以磔刑。己巳之变后，各地勤王部队陆续增援京师，皇太极暂时退出长城；但是，崇祯三年（1630年），女真二贝勒阿敏破永平府，幸赖孙承宗的谋划指挥，遵化、永平等四城皆复。皇太极退却后，又进一步将侵略目标转向陕西、固原、甘肃等西北三边。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再度大举南下，京师再度告急，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总督卢象舁与枢辅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之间却因战和分歧而嫌隙不断，导致卢象异阵亡。后来，由于各地精锐部队齐集于京师的威慑力，清军才饱掠而去。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太极重新确定了围攻锦州的计划，崇祯帝派洪承畴出兵山海关，原本打算且战且守，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力主速战速决，洪承畴不得已进兵松山。可悲的是，面对清军的进攻，明数万大军竟作鸟兽散，仅洪承畴等人率兵困守。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陷落，清军乘胜攻陷塔山、杏山，洪承畴降清，明朝在军事上进一步陷人被动。 明末边军节节溃败、边事日益危急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包括都城北京的毗邻边防、朝廷上下的自大轻敌、君臣战略决策失误等因素，而辽东边事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兵饷不足和用人不当。其中，兵饷不足既是明王朝国力衰弱所致，也与边官贪冒军饷有关。（《崇祯长编》卷12，崇祯元年八月甲寅）辽东兵饷积欠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因此，几乎每一位负责辽事的将领在受命之初，都向帝王提出了不拖欠军饷的请求。比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前上言：“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显然，“毋窘臣用”是熊廷弼所顾虑的首要问题。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被受命经略辽事，也奏言复辽的必要条件是“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等。事实上，此时的欠饷矛盾已日益尖锐，袁崇焕上任伊始，驻守宁远、锦州等地士兵便先后因欠饷而兵变，袁崇焕曾再三上奏要求速发军饷。然而，欠饷是十余年来的老问题，户部历年人不敷出，因此辽饷不敷的困难始终得不到解决。 P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