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再分配——论社会政策对生活满意度的塑造

作为普罗大众生而为人的本能追求，“幸福”不仅是个体决策的出发点，更是当今大多数社会政策的终极指向。然而，由于幸福感原本是主观感受的产物，并且受到个体和社会情境等内外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对该领域的充分研究和客观把握仍是学界孜孜努力之方向。
本书两位作者立足于社会学者的立场，对当前学术界围绕“幸福学”的各类研究假设和结论进行了介绍，并综合了个体因素、社会情境等角度，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展开了论证。
本书所反复提出的综合“个体层面+社会层面”的视角可谓代表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对于不甚了解但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失为一个广听百家之言、丰富学术视野的渠道。同时，考虑到本书两位作者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东西方两个独具特色的样本国家，本书中涉及的两国比较研究也颇为有趣，对于同样身处东方的我们而言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第1章引题：幸福的学问
第2章一个幸福的人
第3章幸福是什么——从社会情境角度切入
第4章婚姻与幸福感——以美国和日本为例
第5章一对幸福的伴侣
第6章幸福(再)分配
第7章一个不幸福的人
第8章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各国的幸福水平状况
第9章结论
附录：技术分析
注释
参考文献

     第1章 引题：幸福的学问 究竟是什么让人感到幸福？人类行为研究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我们都希望得到幸福。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幸福（h印piness）的追求都是写入许多国家建国纲领的基本权利’。尽管如此，直到最近几年学界才开始严肃探究“幸福的学问”。人们幸福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对此课题我们研究得还是太少了。虽然在富裕社会中，财富不断累积，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人们还是抱怨现在不如50年前来得幸福。良好经济条件和主观康乐程度之间存在的落差重新点燃了我们对幸福这一话题的研究热情。无论是政策领域、学界还是大众媒体都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纵观社会科学，这也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每一门学科都在从各自角度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 我们的研究展示了社会学家的发现：使人们感到幸福的因素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把社会情境考虑进来，我们就能明白在某一社会条件下使人们感到幸福的因素，在另一条件之下不见得适用。并且那些可以被确认的幸福感，也往往是特定社会情境与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经济学家试图找出一个普适的幸福模型时，社会学家却着眼于从特定社会制度框架中寻找与之相对应的答案。 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研究它？ 我们的研究始于一个简单却大胆的假设：幸福感可以被测量。虽然有些人根本不关心这种细节，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幸福感是否可测量一直并且仍然是诸多重大争议的肇因。实际上有一批人认为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在讲座中提到幸福感，或是发表针对幸福感的研究成果时，观众席中至少总会有一个人持怀疑态度，反对把幸福感看作一个可量化的结果。 这种争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幸福原本就是个主观概念。首先，幸福感是对于康乐程度（well-being）的测量。总的来讲，康乐可分成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客观层面包括个人收入、财富、教育程度等指标，这些指标不受人们的看法左右。其次，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需要经过自我评估和反思才能归纳出的情感状态。与金钱收入、教育年限等客观“硬”指标不同，幸福感很难捕捉，更难量化。我们可以说茱莉比约翰富有，为此仅需简单报告她所拥有的金钱比约翰多出多少即可。但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和科学地证明茱莉比约翰更幸福呢？ 与其他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必须是一门客观的学问。那么有没有一种科学评价幸福感的方法，好让我们加深对幸福感来源的认识呢？我们花了好多年，实际上是数十年，去让科学界相信幸福感是可测量的，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于巩固实证研究的基础、推进幸福科学的整体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需要提早阐明的一个重点是幸福于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主观层面的康乐可分为生活满意度、积极体验和消极体验等方面。其中，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其生活的评价和认可程度（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情绪反应或心境）。我们对“幸福感”这个术语的使用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最为接近。 在社会科学里，最常用的衡量幸福感的方法是通过社会调查来收集人们针对相关问题的自我报告。调查方法直截了当，就是我们简单地向受访者询问他们的幸福水平。其隐含的假设是，“人们是自己总体生活质量的优选裁判”（Frey和Stutzer，2002，原文第405页）。 当然，这并非是幸福这一课题的专享思考路径。比如说，这种方式无法捕捉到生命中那些喜悦的瞬间，或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因理性和积极生活而带来的幸福”（eudemonia），又或是某人实现自身潜能所带来的成就感。不过，这些其他的幸福形态很难为社会科学研究贡献出同等价值。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自我报告手段对于我们所定义的“幸福感”具有很好的效度。举例来讲，一个人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与透过其亲友报告的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Layard，2005），同时也与脑部核磁共振预测的结果相吻合（Bartram，2012）。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看，只要把研究目标限定为比较各国的幸福感预测指标，而非考察绝对幸福水平，那么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就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可靠的横向对比（Diener和Suh，2003），这一点对我们意义重大。很有可能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出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倾向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居民作出更高的幸福评价（详见第3章的讨论）。这对于尝试比较分析国与国之间总体幸福水平而言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对比较国家层面总体幸福水平不太感兴趣，相反倒是更愿意研究幸福感的预测指标与各国社会信仰体系和政策的互动机制，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各国的幸福形态。 对于使用自我报告手段来评估幸福感，一个常见的批评声音是由于幸福感具有主观性，这样的报告反馈很可能带有偏差。。每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不尽相同。用何种措辞去提出关于幸福感的问题，在调查访谈的哪个阶段（比如一开始、中间或结尾）提出这个问题，或者受访者是否恰好正在经历特别美好（或者糟糕）的一天，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回答的差异性。然而，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