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山禅师评传

破山禅师，号海明，是明末清初我国有名的佛门巨匠。本书从破山的成长经历、佛学造诣、书法艺术和诗歌创作等几个方面介绍并剖析破山的一生。本书稿前五章讲述了破山海明禅师传奇的成长历程，第六章介绍其兼容并包的佛学思想，第七章介绍其浑朴超逸的书法艺术，第八章介绍其清新自然的诗歌创作。该书填补了对历史人物破山禅师系统地介绍其佛学思想、书画艺术和诗歌的空白，客观地再现了明清之际西部地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和佛教发展方式。通过破山政治态度的前后变化以及他与“夔东十三家”抗清武装势力的密切接触，揭示出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活动之所以失败的深刻原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史料价值。该书已通过重庆民宗委审读，没有违背宗教政策法规和伤害宗教感情的内容。

导言明末清初的文化生态与破山海明的意义
第一章佛心初萌的少儿时期
一、万历朝局10
二、家族渊源13
三、少儿生活15
四、早结佛缘17
第二章漫游求学的青年时期
一、上下求索20
二、破头山上21
三、大师门庭26
四、西子湖畔32
五、湛然门下37
六、"密云弥布"43
七、"法门纷争"53
八、"大振江南"58九、千里还蜀66
第三章开宗立派的万峰时期
一、梁山古邑74
二、"万峰崛起"78
三、"僧侣云臻"85
……

     一、万历朝局 朱明王朝走到万历年问，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废人，各种问题都凸显出来，百孔千疮，已多有不祥之兆。论明史者习惯称万历朝为晚明的开端，更有甚者(如黄仁宇)，则将张居正被清算的看似寻常的万历十五年(1587)，作为明王朝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朱翊钧从十岁即位为君，到五十八岁去世，做了四十八年的天子，是明代十六帝中在位时间最为长久的皇帝。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给大明江山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就朱翊钧本人而言，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开门见山地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些在当时之世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的可悲结局，足已说明那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失败的时代。 朱翊钧原本是一个聪明而又早熟的君主，即位之初的十年，励精图治，勤于朝政，使天下出现百废俱兴的繁荣局面。他胸怀大志，好学多思，博览各朝实录史记，常与学士们讨论历史上治乱成败、盛衰兴亡的教训。但这时，朱明王朝的大权由张居正所独揽。张居正既是首席大学士，又是万历的导师和保护人。他精力充沛，手段高强，而且位重望尊，为人严厉。身为皇帝的万历对他虽有不满却又需要，在恭敬中甚至还有几分畏惧，大小事务，均由张居正定夺。久而久之，对他的敬重变成了对他的依赖，皇帝几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饰品。平心而论，张居正的确是少有的贤臣良相，在朝政的治理、边塞的防范、人才的任用、财税的增收以及他那有名的一条鞭法等等，都有令人称道的政绩。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评价说：“他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导定出了一套办法，用它来铲除官场上的许多积弊”，但是，“这些无往而不利的情况，更让他沾沾自喜，越发把自己看成了个非凡的人物，使他养成了威福自恣，对人或对事常是以自己的喜怒为转移的情况，并且成了个严于责人，拙于律己的人”。张居正实在是太不可一世，以至于他死后还余威不减当年。万历为了迅速从束缚他十余年的“元辅张先生”的阴影里走出，不露声色地导演了一场倒张运动。因大多数官员曾受到过张居正的压制责罚，所以，这场运动一呼百应，很快就成功了，另一个制约皇帝的显赫人物冯保也被驱赶出京。 张居正倒了，冯保被赶了，万历却有了新的困惑。《万历十五年》说：“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他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群臣百官，是一个庞大的阵营，如一个神秘的网络，有一种惊人的力量，他们虽然在皇帝的金銮宝座前俯首跪拜，却有无法抵挡的魔力使皇帝听从摆布、丧失个性从而受到愚弄变得昏庸，乖乖地进入到那一整套的游戏规则之中，彼此彼此，相融相洽。其实，张居正之所以遭到齐心协力的清算，就是因为他胆敢跳出这个神秘的圈子，触犯大家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万历帝在这出倒张的戏中，充当的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为人服务的丑角。 对朝廷之中复杂而又单调的斗争，烦琐而又疲惫的事务，万历帝失去了最初的兴趣和信心，尤其是爱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在群臣们各种方式的干预中，不能如愿以偿地被立为太子后，他更是心灰意冷。对生活的厌倦，使他懒于朝政，不思进取，更用贪图享乐、沉湎酒色来发泄私愤。明朝像只无头苍蝇，呈现出茫然无序的状态，一时内忧外患，矛盾迭起，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万历皇帝朱翊钧也从此留下了一个“昏君”的骂名。就世风而言，由于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逐步形成，奢靡之风弥漫整个社会，礼越制、去朴从艳、弃俭求奢，从富贵簪缨之族到寻常巷陌人家，讲排场、绷面子、摆阔气成为时尚。这一方面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伦理和等级观念，而另一方面，因富者对贫者的搜刮更加肆无忌惮，以保证高消费之所需，却增大了广大民众的负担，动摇了社会的稳定，导致了思想的混乱。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长时间以来，君主荒怠，宦官擅权，党争激烈，盘剥加剧，各种制度均缺乏应有的约束效力，道德失范，管理失控，官场失态，这种状况像瘟疫一样，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于是百官旷职，国事目非，政治形势急遽恶化。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当初曾撰文痛斥元朝末年政治的种种腐败已不可救药，谓其：“盗起而不知御，民贫而不知救，法敦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卖柑者言》)，相比之下，明朝末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明史》所称：“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己坏，边疆之抢攘己甚”(《李白成传》)。那么，它末日的到来又会有多远呢? 四川的情况更为糟糕，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富悬殊，连年灾荒，使得这个相对东南来说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阶级矛盾更加